中午

老何闭眼想心事，想着想着睡着了，身子本来倚着被子垛，后来不知不觉往墙边歪，歪到米口袋上了。那米口袋已经快空了，他身子顺势一滑，滑成个平躺的姿势，米口袋恰成了枕头，他就枕在上头，居然打起鼾来。

他们绿化队的民工们，约定俗成，都把自己的米粮，搁在自己的床上，一般都搁在枕头边，白天叠好被子，就把被子摞在枕头上，挡住装米粮的家伙——多半是尼龙编织袋，也有用厚纸匣子的；他们每月三百元的基本工资，全勤者可多得五十元的奖金，逢年过节则有二十或三十块的福利；住宿不收床位费，烧柴火也不算钱，但三顿饭自己负责，为节约计，他们都想方设法一次买几十斤乃至上百斤米面，存起来吃；宿舍里曾发生过偷钱的事，但从未发生过偷拿别人粮食的事，而且，互相借钱的事常有，而借粮的事始终没出现过；绿化队的临时工是一池活水，尤其二三十岁的小伙子们，一旦找到更好的工作，马上跳槽，因此对于不能染指他人粮食这一戒律，从不曾“约法三章”，更不可能每次新来了人，由谁出面“统一思想”，完全是自然而然地，形成了那么个格局——但又不曾发展到大家把粮食集中一处存放的局面，总是各自放在枕边。

老何梦来梦去，到头来又梦见了老婆。小青年老何老何地叫着，其实他属蛇，只有五十七岁，火力还旺。这些年来，老何从电视里，看到了不少亲嘴乃至床上翻腾的镜头，看多了，也就见怪不怪，只是想到自己，还是觉得不能那么样做；干那事，怎么能点着灯呢？又怎么能让女子，骑到自己身上呢？正经人，还是该摸黑做，在上头做。城里人，往往把农村人，想得很蛮，其实哪里的人，都有正经的，有蛮的，老何自己的见闻里，倒是城里人蛮的多，比如那东滨河路的什么俱乐部，连个窗户都没有，两扇大门总是关得紧紧的，据说里头有人造气候，进去的人洗一种澡，叫什么桑拿；偶尔能看见，从漆黑锃亮的小轿车里，跳出腆着肚皮的大款，往那门里去，门扇开启时，能望见那里头，黑幽幽的，有浓妆艳抹的，什么“三陪小姐”，在那儿迎接，裙子长长的，却裂开大缝儿，露着大腿；跟老潘讨论过，啥子叫“三陪”，据说“三陪”里没有“陪睡”，可是，有时就看见，闪来闪去的霓虹灯光底下，有那样的小姐，随着大款出来，上了大款的车，他们总不是去扯结婚证吧？……老何在这绿化队三年了，宿舍里，荤话不少，可是行为上，并没一个出格的，就拿那老严来说吧，奔六十了，还没娶过媳妇，有时候，喝醉了，心里难熬，半夜里，会坐起来，骂自己：“他妈的！你给我滋出来呗！”听见他扯些个纸，嗤啦嗤啦地响，就知道他在挤擦什么，被他吵醒的，都不笑，平时最看不起他，最讨厌他的，却可能在黑暗里，联想到关于自己的什么，为他轻轻地叹气；年轻点的，还没娶上媳妇的，打牌斗嘴之余，说起这事，都是想着，怎么能多挣些钱，回家盖起房子，准备好聘金，求做媒的牵线，正经娶个媳妇；城里人或许会说，这是不懂爱情；可老何周围的民工，没一个乱来的，你或许说，那是因为穷，没钱，自然没法子嫖，没法子“***”，没法子找私密的处所会情人……实说吧，你是不是觉得农村里来的，多半会铤而走险？老何可以做证，他的这些守着粮食睡觉的同类，不管火旺了多难熬，没人想去强奸妇女！老何自己，就总是“精满自流”地妥善处理此事。当然啦，依城里人的看法，像长颈鹿、眯眼儿他们那种“中介”，把更穷的人家的女子，嫁到穷得除了花钱托他们牵线，莫得别的法子的光棍家里，不仅是不懂爱情，还根本是不道德的事情；可是，老何有他的道德观，那也是很多很多像他那样的，老实巴交的农民的，共同的道德观，那就是，只要那女子不是拐骗来的，来了以后睡觉时做那事虽说不主动，却到头来并不抗拒，然后能一起过起日子的，而且男方买婚的钱又是辛辛苦苦、用汗水挣出来攒起来的，那么，就合情理、符道德，不该对其说三道四，更不要去把人家拆散……

老何的白日梦，被一阵扳动肩膀的摇动给击成了碎片，他一惊醒，便猛地坐起，只听见一个最悦耳的声音在说：“爹呀，你啷个不盖上点呀！秋凉了，你莫冻出病来啊！”

睁圆眼睛细看，是三女儿莲弟站在了床边。老何脸上的笑纹立即涟漪般荡漾不止，忙招呼：“你哪会儿到的？我说略靠一会儿，养养神，谁知就睡过去了！”

“爹，还有我呢！”听见这一声，老何的眼睛里，才收进了三女婿建煌。“啊，啊，好，好好好。”

老何满心欢喜。

老何生了五个闺女，如今大闺女莲芳就在本村，二闺女莲蓉嫁到了四十里外的村子，五闺女莲锦就唤作幺女，招赘了个女婿，在家跟老婆一起过；三闺女既然取名叫莲弟，自然是盼望她下一个是弟弟，谁知还是个女娃；一连生了五胎，胎胎无男，老何心里自然异常苦恼，尤其是，他本身已是单传，现在竟传不下去，他这一房，难道命该灭绝无人了么！老何盖起的新屋子里，堂屋正中墙壁，和别家一样，上方特意砌了块凸出的石板，上面贴着写有“祖德流芳”的红纸，下面条案上供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牌位两边，是每年一换的对联，那红纸匾上“祖德流芳”四个字年年重写，多年不变，对联却年年换词儿，而且里头总嵌着“设计师”、“领路人”、“改革开放”、“跨越世纪”等最贴近时事政治的词语，都是书写者从报纸上提供的新春联里选出来的，极富时代气息；但条案下边，正中却又供着土地菩萨，两边一侧是招财童子，一边原来是送子郎君，自从老何被做了结扎手术后，就改成了送宝郎君。如今老何不在家，老婆每天清早，在案上香炉里替他燃一支香。他虽说没生儿子，苦恼难消，但老何从不怪罪老婆，对落生的闺女们，也很疼爱，三闺女没能招来弟弟，他也并不因此迁怒于她，四闺女三岁上得急病坏掉了，他落泪不止；招赘了女婿后，他也就觉得，自己算是续上了香烟。像老何这样的农民，其实很多，他们内心里固然重男轻女，却并不像某些城里人所想象的那样，对亲生的闺女，会失却父爱。就老何而言，他对三闺女莲弟，不仅绝不嫌弃，竟还颇为偏爱。长大成人的四个闺女里面，唯独三闺女莲弟，他一直供她念完了小学，而莲芳只念到第四册，莲蓉和莲锦也只念到第八册；这还不算，莲弟五年前和建煌闯北京来了，老何送他们到镇上长途汽车站，在车站旁那株老桑树下，老何把一沓带着他身上汗气的钱，塞到莲弟手里，跟她说：“你去了，趁年轻，学门手艺，这是我给你备的学费——连你妈她也不晓得呢，你莫吵出去……”莲弟揣进怀里时，喉头热了，心想爹辛苦一年，打下的棉花，扣去成本，统共才赚得六百来块钱，这一沓钱，是爹多少个日夜的血汗？这个从来少抽烟、无客不喝酒，闲下来就两手操起竹篾编筲箕的，头发花白的亲爹啊，可怎么能辜负你的嘱咐呢？……莲弟到了北京，果然用那份学费，上了个培训班，后来进了一家合资服装厂，当了技术性很强的熨衣工，工资比一般进城打工的农民高一大块。

莲弟的婚事，老何也最满意。人家小两口，是自由恋爱呢！那建煌，主动追求莲弟，学着电视连续剧里的套路，搞了不少的名堂，比如那镇子上刚出现冰激凌那玩意儿，有什么“鸳鸯双杯”的品种，贵得吓人，好像是，两块八毛钱一份，他就买来，跟莲弟在集上，当着无数的人，紧靠在一起，用小木片儿，剜着那“双杯”，吃得嘴角都粉红粉红的……

按说，老何家，跟建煌家，门不太当，户不太对，怎么讲？要知道，建煌他爷爷，是个道士；这在二十多年前，可不是个体面的身份，而老何家，是贫农，很体面的啊；这十几年来呢，建煌他爹，从他爷爷那儿，彻底接过了道士的衣钵，几乎整天地戴着“四块瓦”的济公帽，穿着法衣大袍——那帽儿上和法衣领口上，都绣着绿颜色为主的龙纹草叶——手里还总拿着个牛尾拂尘，以镇子为中心，方圆四十里左右的地面上，今天这个请，明天那个迎，有时用客货两用车载，有时就坐在摩托车后座上，搂着个穿牛仔裤的新农民的腰，往请他的地方去……他主要是替人家看风水，还有就是主持白喜事的超度仪式，连镇上的官儿们，家里有了相应的事情，都恭恭敬敬地请他呢，他倒是不分高低贵贱，童叟无欺，看一次风水三百元，行一次超度五百元，收费标准一律取齐，其实有的主家为了讨个吉利，还非要多给，更别说主动往他家送实物了，由此你说他该有多富？老何家呢，如今跟他家一比，那真是名副其实的贫农了！虽说门户不那么对榫，但一来孩子们自己愿意，二来老何对建煌爹所干的这一行，很是敬服，加上老何的老婆，是如今那一带农村里，所剩不多的，会唱十三套“丧歌”的女子，常被建煌爹约去，参与白喜事的仪式，每回也能挣个百八十块的，两家的关系，由此近了一层；而建煌他爹呢，常赞老何是个难得的本分人，说是倘若天下揉泥巴的农人都能像他那么憨厚老实，就是天塌下来，这个国家也能撑住不倒；至于为什么偏老何这一支绝了后，他解释说那是因为何家祖坟未曾选好坟址，而公社化时期，坟已平了，如今也莫奈何了！总之，莲弟和建煌的亲事，二人既是自由恋爱，两家大人又都拍手称快，当然办得顺顺遂遂，真是皆大欢喜。送陪嫁那天，大姐大姐夫，二姐二姐夫，两家的娃儿，以及当时还没招女婿的幺妹子，还有岳母家的亲戚，齐上阵，排长龙，抬着各色嫁妆，基本上按着当年游斗镇上“走资派”的路线，游垅展示，轰动一时，因为其中有老何亲手打制的红漆鹅脚盆，那是几乎已经失传的式样，在金黄的油菜花映衬下，格外鲜艳夺目，引得老辈子们话旧喟叹，也引得新派农民后生们拍掌称奇……

莲弟和建煌把一双儿女留给妈照看，闯到北京后，落脚在天竺镇。天竺国际机场世界闻名。进出天竺国际机场的中外旅客们，一般并不会路过天竺镇；这个镇子呈现着城乡接合部的混乱面貌，一些新的建筑物很洋气，但大片的民居却又很乡村味；莲弟所在的合资服装厂的门面镶着玻璃幕墙，墙上凸出的厂名除了中文还有英文，莲弟每天进进出出很是得意；但莲弟和建煌所租住的民房非常简陋，实际上是镇边农民户原来用以堆放杂物的，就这么一间小屋，月租也要七十元，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外地民工涌入，房东不断声言要提高租金，新来的民工甚至想高价租赁还不易寻到空房呢。每当盛夏，老何便去天竺看望小两口，小两口热情招待，往往是，在屋外的小厨房里红烧出一大盘鸡腿，又拿出一笸箩花生，建煌开了一瓶二锅头，翁婿二人对坐小酌，莲弟打横相陪，倒也其乐融融，只是到了晚上，三个人如何睡觉，成了问题；建煌便在屋外两棵杨树间，绑了个麻绳编的吊床——那是他从镇上外资员工宿舍后门外捡来的，那里时常能捡到些可用的东西，甚至有人捡到过图像还很清晰的黑白电视机——开头莲弟说她睡吊床，老何哪肯？结果是老何盖着绒毯睡吊床，虽说身子放不直，却也能酣然一觉，清早醒来，树上雀儿叫得好欢，倒也别有风味。但是入秋以后，吊床不能睡了，老何也就不再去天竺，改由小两口进城探望他，当天来，当天回。

好久不见，老何有无数话要说，无数事要问，小两口也一样，尤其莲弟，未等爹爹开口，先就不住地嘘寒问暖，又喋喋不休地报告消息。因为老何识字有限，所以说好家里人来信都寄天竺，莲弟报告说，二姐莲蓉和二姐夫志雄也打算到北京来找事做，老何忙说：“快写信去，劝他们莫来，这里正裁民工哩！”建煌却不以为然，道：“今年春节后，志雄跑到成都，火车站挤得巴巴实实，像块大年糕，等了几天都弄不到来北京的票，只好拐回去了；那时爹听说了，还说志雄太没耐心，很盼着他来。其实那时候来，不如这时候来……”老何反驳说：“那时候没裁民工，我们这儿就还缺人；如今我们魏科长说了，就是有了空缺，也留给城里下岗工人，志雄来了，他怎么过？吊到屋檐下，变块腊肉么？”建煌只是笑：“来了自有办法。什么城里人乡下人，谁限制得了谁？那头一家城里人，他是怎么冒出来的？天上掉下来的？还不是乡下来的！依我说，你也不用限制，谁爱进城，谁进城；谁有本事，谁站得住脚，谁就留城里；谁站不住脚，或者到头来不喜欢城里，谁就离开……”老何训他说：“你总这么大模大样地说话！哪儿懂得世道艰难！我们这小小的绿化队，这些天尚且惊惊惶惶的呢，那河北来的老严，他就给裁了，喝了闷酒发酒疯，也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你反正在机场有事做，每月四五百地挣着，说些个便宜话来让人夸你腰粗！”这时建煌便和莲弟交换眼色，莲弟还眨眼，阻止建煌说出什么，建煌却偏对岳父说：“爹，我们一起去下小馆子，边喝边摆龙门阵，要搬杠，搬个透，岂不痛快！”老何道：“下什么小馆？这会儿我们灶上没别人争火，去买些鸡腿，打些烧酒，蒸点米饭，就在这里聚，不是又省钱又方便么？”谁知莲弟也说：“今天就让建煌孝敬爹吧！”老何问：“怎么？建煌的季度奖大涨了么？”小两口又对了次眼，这回莲弟抢先把事情点破：“爹，什么季度奖啊，建煌他前个月就给裁啦！”老何一听，直发愣。

建煌落脚天竺镇后，先是在一家旅店烧锅炉，活路既累，工资又低，后来正赶上北京国际机场扩建新候机楼，破土开工，先搞基础工程，需要大量挖土方运沙石的小工，建煌很顺利地被招聘为了临时工；但随着工程进展，粗工需求量锐减，技术工需求增大，像建煌这样农村来的粗工，便陆续被裁减。但建煌是个有心机的青年，他在饱时便盘算着饥时的对策；在镇上过来过去的，他发现那些放了学的小学生，没多少可玩的；有一天他遇上一座新居民楼正往里搬入住户，一户人家那厚厚的弹簧床垫不知怎么暂时搁在了地下，结果便有几个小学生跑上去颠着玩，那户主发现后，一顿吆喝，孩子们才一哄而散；这给了建煌很大的启发。从机场新候机楼工地裁减下来以后，建煌就捡来些废钢筋，求在工地上结识的电焊工给焊了个两米宽三米长，能拆能装的架子，又从附近屠宰场弄来了几十条牛筋，把那架子支上，把那些两端编出套环的牛筋经纬交错地固定在钢筋架子上，再蒙牢蛇皮布，便构成了一个“蹦蹦床”，每天下午，建煌在小学校与居民区之间的一处街角，摆设他那“蹦蹦床”，小孩子们上床蹦跳，每三分钟，收费两角钱，如连续玩，还可优惠；就这么简单的一个装置，居然大受欢迎，几天下来，就赚了一百来块！当然啦，他那是非法经营，很快有关部门的人就来罚他的款，也曾明令禁止他使用那未经检验批准的游艺器械来赚钱；但是，和镇上许许多多类似的个体经营者一样，建煌和那些有关部门的管理者达成了某种默契，他们会在某些特别的日子里自动收敛暂不露面，而后者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时不时地从他们那里获取一定数量的罚款，以为其奖金的来源，双方渐渐地磨合成了朋友般的关系。

建煌经营“蹦蹦床”，一个月下来，刨去所交纳的罚款，竟还赚了一千多块，远比在机场新候机楼工地当小工挣得多，且轻松自如！难怪这回进城，他执意要请岳父下小馆子。还声称，要换租个有里外间的住处，以后爹无论哪季去了，都可留宿在稳当的床铺上。

老何听了半天，也弄不清建煌现在的营生究竟是怎么回事。只是联想起建煌他老子，整日穿着那道士服，跑来跑去给人看风水、理白事，分明是搞迷信活动，按说属于非法经营，可连镇上的大小官儿，逢盖房、死人等事也都花钱请他，谁也不以为奇，可见只要是有买方，就必有卖方，而所卖的只要不是白粉人肉，甚或还于人虽无大益却有小益，也就自有个存在的天理吧！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建煌他老子既然可以欢欢快快地在家乡当道士挣钱养家，建煌也就可以高高兴兴地在北京天竺支上他的“蹦蹦床”赚钱积财，对不？

老何随着小两口，行进在护城河边。建煌说来时注意到，滨河路尽东头，有家新开张的小馆子，门口支着告示，说是八折酬宾，上头还开列着菜价，确实不贵，无妨到那儿打回牙祭。半路上，莲弟试着用柔和的口气，报告福多来信的内容。福多是幺妹莲锦的丈夫，因为是招赘到家里的，算是爹妈的儿子，姐姐们的弟娃，可是莲弟实在不喜欢他，他这回来信，又是要钱，不仅问爹要，也问姐姐姐夫借，开口就是三千块；要钱的理由，一个是打算跟别人合伙买个二手中巴，做来往于镇上和成都的客运生意，另一个呢，则是打算再生一胎，准备好足够的罚款。这两个理由，听来都很堂皇。福多父母和他自己之所以愿来老何家，是因为他们村在山上，那山村比老何他们丘陵地的村子穷多了，而福多家在那山村又是最穷的；议婚时提了条件：福多入赘后，轻易不能离家，要种好责任田，照顾好老人媳妇；当时答应得好好的，但入赘过来以后，初时还好，日子稍久，那福多便渐渐不安分起来，唠叨说他为什么就不能进城谋事？在城里赚了大钱，兑回家里，责任田雇人种，日子说不定会更富裕。老何多次耐心地跟他说，你妈腿脚有残疾，你媳妇生来体弱，所以招赘你来照顾，这都是事先说好的啊，你怎能反悔呢？你要留在山村里，只怕再过几年，也讨不上老婆！虽说几年过下来，福多大体上还过得去，老何却寒了心，之所以跑进北京当了绿化工，一大半就是为了给自己储下笔养老的钱，以防将来自己动弹不得时，倘若福多不能供自己吃饱饭，还可以自己拿出钱，托人买些东西来吃饱肚皮。说是为养老挣钱，其实，福多和莲锦每有信来，说起家里开支不够，又一直筹备着往房上起楼，老何没少往家里兑钱；现在福多又要钱，跟人合伙买车搞客运，也没说清是跟哪一家合伙，怎么个三一三十一地分利，咋能答应他？不过，福多和莲锦头胎生了个女娃，这想主动交上超生费，生个二胎，抱个男娃的想法，倒顺理成章，只是还需算笔细账——如按明面上的规定，超生罚款是三千元，但如果在镇上饭馆请管事的干部吃上一顿，再送上两瓶酒两条烟，大概拢共花个三百来块吧，那超生罚款也许一千块也就了事了，这是头年的“行情”，不知时下如何。所以，倘若给福多兑钱，恐怕兑上一千，也就足够了……这个福多啊，真不知招来他后，究竟是福多还是祸多！……

想起这些个儿女的事，老何心里苦胜黄连。大女儿那边，德光德祥惹下官司，他刚忍痛拿出一千块；福多不管怎么说，算是儿子，想再生一胎，给他传宗接代，更该拿钱，但他在这绿化队一月顶多开上不足四百的工资，每天三顿，只是煮白饭，用些拾来的白菜帮、萝卜皮，盐水里腌成一大罐，每餐搛出些下饭，就这么俭省，也还是存不下多少钱，如何支应这许多的需求？……

莲弟和爹议论福多的事时，建煌且不开腔。待爹议论到后来，叹出一大口气时，建煌一旁很有针对性地说：“哪个女婿不是儿？招赘招赘，说不定招来个累赘！歪儿不如贤婿，我现在诚心诚意地请爹下馆子，我比爹的亲儿如何？”莲弟一听这话过了限度，忙用别话岔开。当时他们已经走拢3号楼下的小花园，那正是老何平日的责任区之一，那小花园里有雪松梧桐元宝枫金合欢等乔木，还有一丛竹子，更有许多种灌木，以及月季等花卉，还有成片的草坪，除了靠着区文化宫那边的滨河公园，是滨河居民区里难得的一处美丽的休憩地，附近的居民常在其中流连自不必说，也时有偶然路经此处的人士在此逗留；老何在这小花园里浇水、松土、施肥、剪枝、捡垃圾、扫甬路的过程里，经常会拣拾到一些料想不到的物品，比如说他曾拾到一个精巧的三角形小包，里面是几支笔，好像有铅笔也有毛笔，原以为是哪个秀才弄丢的文具包，拿回宿舍，小疙瘩头一个认出来，那是姑娘用来画眉净面的化妆用品！后来他把那小包给了莲弟。又曾捡到过很漂亮的打火机，给了建煌。还曾捡到过一块电子表，自己戴着用到现在，走得很准。不过也捡到些不想要的东西，像半盒避孕套、全是洋文的书、缺Q少K的一摞扑克牌什么的。凡捡到的都归己么？当然不。良心上有个界限。比如，暑天里曾在竹丛里发现了个乌黑的高级皮包，拉锁开着，掏出里头东西一看，有像证件的东西，上头贴的照片，是外国人的模样儿，还有钱包，里头没钱，却夹着些卡片儿，还有钥匙什么的……

老何便马上拿着那皮包，找到楼里居委会，居委会的人又从那包里发现了一个电话本，找到了失主的电话，试着打那电话，那边一个老外惊呼起来……居委会的人跟老何一起分析，是有贼偷了那老外，掏走了现金，扔掉了这皮包；于是又通知了派出所，民警及时地赶到；后来那失窃的老外坐着出租车来了，领回护照、信用卡、汽车钥匙时，激动得不得了！原来对于他来说，窃贼拿走的那些现金实在算不得什么损失，如果这些证件什么的丢失了，他的麻烦可就大了！他听说是老何拣到皮包并及时送到居委会的，连连跟老何握手，又拿出一张一百元的美金，说是作为酬劳，老何躲开那张陌生的钞票，推让不要，旁边的民警和居委会的人也帮着说：“这是应该做的……”可是，那老外后来又掏出一张一百元的人民币，执意要老何收下，民警和居委会的人继续帮他辞谢，老何却觉得那张百元的人民币很亲切，而且自己收下它也问心无愧，便道声谢接了过去……后来在宿舍里大家议论这事，小疙瘩和大芝麻都讥笑他“冒傻气”：“反正你也拿了他的钱，为什么不要美元？一百美元，官价也等于八九百人民币哩！”这事后来自然也讲给了莲弟和建煌听，两个人倒是看法相同：“一百人民币也就够了！”现在老何和莲弟、建煌恰好走过那个小花园，眼光又都恰好晃过那丛有些个枯黄的竹子，莲弟为转移话题，想起这档子事，顺口说：“爹，你这些天又在这里头捡到些什么宝贝？建煌现在做这‘蹦蹦床’的生意，需要一块计算时间的秒表，爹要能捡到一块就好了！”建煌眼尖，发现那竹丛里不对劲儿，说：“什么东西白生生的？有那么大的秒表么？怕是兔儿吧？”老何定睛一看，加上一股秽气朝鼻孔袭来，怒从中来，忍不住冲进花园，拨开竹丛，当即把在那竹丛里大便的家伙揪了出来，那家伙边系裤带边嚷：“你揪什么你！”那家伙一瞬间认出了老何，老何也一瞬间认出，那是园林局绿化队的，也是民工，平日脸熟得很的；那人不等老何责备，先声夺人地嚷：“怎么着？我就是故意的！谁让你们净在我们地面上大便？我就要报复！……”嚷完，一溜烟跑了。老何只望着他背影咬牙。倒是建煌一旁排解说：“爹，莫呕。我知道，你们这护城河边，风景虽好，却没一座公共厕所，怪不得屙野屎的多。”老何深深地叹气。到小馆子打牙祭的兴致，顿时全消。

在那小饭馆里，直到热腾腾的鱼香肉丝，还有两扎冒着白泡泡的生啤金晃晃地端上了桌，老何的情绪才有所好转。建煌还要了一大碗辣乎乎的水煮牛肉，老何说够了够了，莲弟却说不行不行，在北京住久了，她吃不得那么辣了，遂做主点了一砂锅的东北乱炖。莲弟用小玻璃杯，从建煌的大扎里倒出些个生啤，父女翁婿三个人，就着热菜对饮起来。建煌知道岳父一定在心里计算花费，就说：“这算俭省的吃法了。按城里人的规矩，喝酒是要点几道凉菜的。”莲弟为让爹从种种烦恼里摆脱出来，带头讲起了笑话，说起大姐那个小叔子德祥，运气蛮不错，一来北京，就找到个看传达室的工作，可他头一回接电话，把那听音的一头，搁嘴巴边，把传音的那一头，放耳朵边了，结果误了人家的事儿；可那老板却并没有开除他，倒说他这人憨实可靠，一直留用到如今，可见傻人自有傻福气！莲弟等着爹笑，老何并没笑，建煌就说：“这事爹早知道，你净是些陈芝麻烂谷子！”于是讲起自己所经所见的好笑事来，头几桩，老何听了也没笑，后来讲起，那天忽然有个花白头发的瘦小老太婆，要来跳他的“蹦蹦床”，倒把他吓了一大跳，他不敢让那老太婆跳，劝说的话没说完，老太婆竟自己登上了那“蹦蹦床”，跟几个小娃娃一起，足足跳满了三分钟，边跳还边拍巴掌，还尖叫……建煌挤眉弄眼地学那老太婆跳“蹦蹦床”的表情，这下老何嗬嗬地笑了，说：“她怕是个疯子吧？”建煌说：“她不疯。跳完了，非给我十块钱。起初我不敢收，后来望望她，真是很高兴的模样，就收了。后来有人告诉我，她是个退休的工程师哩。你信不信？”老何心头一动，饮一大口生啤，竟反转给小两口讲起他遇上的怪人来。

那人是个又瘦又矮的老头，住3号楼，常到楼下小花园来活动；老何在小花园里做活路时，总会有人在小花园里活动，但那些人，无论大人小孩，多半都不注意老何，有的青年男女，躲到竹丛里去搂着亲嘴儿，显然是怕有人看见，可是老何分明就在他们身边用竹耙子耙落叶，他们却一点感觉都没有，就仿佛老何不过是竿大竹子；小学生放学后到小花园里踢皮球，皮球砸到了正拖着长蛇般的黑胶皮水管浇花木的老何身上，他们也不道声对不起，只当是皮球被树干反弹回去，继续地跑跳嚷叫着抢球；有的人倒像是感觉到了老何的存在，但那反应只是快接近他时，赶紧绕过他的身子，再接着往前散步，这也难怪，干活的老何一身尘土，暑天里更是一身的汗腥味；只有那个老头，有一天，老何往大竹篾筐里捡花园里散落的塑料口袋废纸片儿，捡完了正站在雪松底下歇息时，他走近老何身旁，客客气气地问：“老弟，你两边肩膀，怎么不一边高啊？”老何就跟他说：“怕是这右边肩膀，让挑稻谷的扁担，成年累月的，压高了！”那老头就笑，说：“压，该是越压越低，怎么倒越压越高呢？”没等老何答言，又笑，点着下巴说：“是了是了，扁担越是狠压，你这边肩膀上的肉坨就越狠长……你该常常换肩膀挑才对啊！”就这么样，俩人认识了，后来每在那小花园里遇上，他们就聊上一会儿，老头是个教授，姓曹，让老何叫他曹老师；教授该是在大学里教书的吧，可老何觉得那曹老师除了下楼到小花园里转转，整天只是待在那楼里头，也没见他有什么学生，问他是不是退休了，又说没退，很让老何纳闷。

开头，曹老师跟老何聊，主要是指点着小花园里的那些花木，讲它们的习性，曹老师书本上的根据多，老何实际伺弄它们的心得多，比如那株金合欢，周围别的树早已青青翠翠，它却直到谷雨逼近，还是光秃秃的，老何头次遇上那么个情况，以为那树死了，要伐它，谁知谷雨一过，它一夜间却枝枝蹿出了嫩芽，一周过去，羽叶肥大，立夏时，就盛开了马缨似的红花，香得怪怪的……两个人说起那合欢树来，都赞叹说真是晚发有晚发的好处——它叶黄飘落也就比周围的树晚。老何在聊花木的过程里，也就问到曹老师多大年纪，老伴什么属相，一月能拿多少薪水，儿女几个，工作想必都不错，能挣多少，孙儿孙女又一共几个，等等；既问到，曹老师也就简略回答；曹老师说出的那个薪水数目，实在并不令人羡慕，可是，他一个儿子在美国，一个闺女在日本，这就让老何觉得，今生今世，没办法去比了。两个人认识好久了，有一天，又在小花园里遇上，又一处说话，老何忍不住了，跟曹老师说：“你怎么总不问我？”曹老师不明白：“问你什么？”老何说：“问我老伴儿的事，我女儿女婿的事，我干这份工，挣多少钱，我能存下多少，什么的。”曹老师望着老何，半天没吱声，忽然摘下眼镜，掏出个手帕，擦了擦眼睛；戴上眼镜后，说：“何师傅何师傅，我问我问，你说你说……”老何于是跟他聊起了自己的种种情况。当然啦，老何毕竟还得干活，只能是断断续续地，小歇时，聊那么一点。曹老师跟老何聊天略久，便总用右手掌，在鼻子底下遮着，有一回老何就问他：“是不是怕我身上的气味？”曹老师吃了一惊，回答说：“不。是怕我自己嘴里的气味不雅。”后来老何发现，曹老师跟楼里的邻居说话，也那么个做派，可见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习惯……

老何喝着扎啤，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讲起了这么个曹老师的事情来。莲弟、建煌听不出个兴致，可是觉得爹能把别的事情暂撇一边，没烦没恼地拿不相干的人和事来当下酒菜，是桩好事，于是都专注地听着。莲弟问：“爹，你说他怪，究竟怎么个怪法？”

老何呷一大口酒，说，怪在有一天，天阴阴的，我做完活路，正要撤，他来了；那时候小花园里已经没别的人，他快步走到我跟前，我发现他那天跟平日比很不一样，平日他衣服总穿得规规矩矩、平平整整的，头发虽不多，也总梳得巴巴实实的，那天他身上套个对襟的毛线衣，却扣错了纽扣，头发也乱竖着，到我跟前，也没把右手掌挡到鼻子下头，劈面就跟我说：“何师傅何师傅，你帮帮我！”我马上应答他说：“我帮我帮！”我心想，一定是他家有什么力气活，想让我上楼帮忙，就问他：“要我怎么帮？”他说：“你要告诉我，告诉我……”我问：“告诉什么？”那时候我愿意把什么都告诉他，就连你们妈的腿脚怎么落下残疾的事，德祥怎么娶上眯眼儿的事，长颈鹿怎么告德光要把他送进大牢的事，统统都愿意告诉他……可是，他问我的，你们猜，是什么呀？

莲弟和建煌对望，都在猜，一时都没说出所猜的，老何已经把那曹教授那天问他的问题道出来了，原来那曹教授急急迫迫所问的是：“何师傅，你告诉我：人活着，为的什么？”

莲弟听到这个谜底，扑哧吐出嘴里的酒，纵声大笑起来。建煌本也觉得可笑，因为莲弟一旁露丑，笑上加笑，使劲用手里筷子连连敲桌子。饭馆里别的人都扭头朝他们望。

孩子们的畅怀大笑，使老何也禁不住嗬嗬地笑了起来。莲弟笑够了，说：“姜是老的辣，一点不错。爹的这个笑话，前头好淡，最后好酽！”建煌说：“跳我‘蹦蹦床’的那个老太婆没疯，我看这个曹老头子怕真是犯疯病了！”小两口又都劝老何吃菜，建煌让上米饭，莲弟让把东北乱炖拿回去再炖热；就都没再问老何，当时是怎么回答那曹老头的。

当时，老何怎么答的？他想也没想，就说：“曹老师，你要是好人，问这个干什么？不活，随便死了不成？”记得那曹教授先是一愣，后来就抓过他一双手，握了又握，一连串地说：“对对对对……谢谢谢谢……”后来天上掉雨点，他们就各自走散了；后来好多天没见到曹教授，再后来，听楼里人说，他去美国，儿子那儿去了。

孩子们既然笑过了，不再往下问，米饭也上来了，于是老何也就津津有味地就菜吃饭。不一会儿，一砂锅东北乱炖热好重上，确实是乱炖，里头肉呀下水呀骨头呀土豆呀白菜呀豆腐泡呀粗粉条呀乱七八糟什么都有，很香，很下饭。

吃饭间，再闲聊，建煌提起，在天竺镇上，跟丢丢打过一个照面。老何听了，不以为然，说：“他怎么会跑到北京？不是一直在广州么？”莲弟也说：“我早说了，一定是你看岔了眼！”

丢丢是村里纪家养的娃儿，纪家在那之前生过两个娃儿，都没带到四岁，便一场暴病死了，所以丢丢爹妈在丢丢三岁的时候，就牵着他来拜老何作保保。所谓保保，有干爹的意思，但使命大过干爹，是保佑娃儿平安长大的特殊人物。拜保保的风俗，在老何他们家乡源远流长；当然，和别的一些风俗一样，一度禁绝，近二十年来，才渐渐恢复。纪家为什么特别选老何来作丢丢的保保，第一自然是因为老何是村里公认的最本分的老好人，另外，老何自己无儿，这样似乎他就能更专心地保佑干儿子；纪家把娃儿叫作丢丢，也有刻意向神灵表白，他们家的风水既然不宜养大贵男，那就宁愿把他丢出去，丢出去了也许就反而能顺遂地长大成人了。纪家夫妇牵着丢丢来拜老何作保保时，要送上一方腊肉、两只狮头鹅、三瓶酒，燃四炷香，在老何家的“天地君亲师”牌位前，让丢丢给老何磕五个响头；老何呢，则要给丢丢一套新衣、两双新鞋、三块新蒸出的叶儿粑，摸四下丢丢的后脑勺，给他五块钱的利市——别家拜保保也大体如是，略为变通的，只是狮头鹅或者换成绿头鸭，叶儿粑或者换成大红橘而已（无论哪样，都要由娃儿及其爹妈当场吃掉）。拜保保，被认为是桩重大的事情，所拜下的保保，要终生尊敬，礼节上，甚或还要胜过亲爹，不仅年节时要提着礼物上门磕头，就是平日见到，也要一丈外就并足垂手侍立，恭呼“保保”；但与保保的关系，却并不类推，比如丢丢认了老何为保保，视老何为至亲，却仍把老何的妻子当作一般的邻里，见了随便唤声“伯妈”而已，甚或不怎么尊敬，也与俗定的礼法无碍；至于老何的女儿女婿们，那就简直可以不理。从何时，由何人，兴起这么个拜保保的风俗，约定俗成为这样，即使是村里的老辈子，也说不透个所以然来。

丢丢跟老何幺女莲锦，同年生而略小，到这个秋天，才二十出头。丢丢拜了保保，果然病不袭身，生龙活虎地发育起来，十四五岁时，已有五尺多高，肩膀宽宽，人中两边滋出了些似是而非的胡须。丢丢不好好上学，开始逃学，还只是从课堂里逃到村里玩，后来逃到镇上，再后来，几天不回家，回来时满身汗渍，说是去逛了趟成都。纪家夫妇为此伤透脑筋，软的，硬的，什么法子都想到了，当爹的急了，脱下草鞋，用那鞋底猛抽丢丢嘴巴；当妈的急了，竟至于跪到儿子面前，给他磕响头，哭着求他读书争气；哪有半点用处？后来有一天，丢丢远走高飞，四处寻觅，久等归来，竟无影无踪，真是丢了！老何既是丢丢的保保，是不是负有教导他好好读书、认真做人的责任呢？根据传下来的风俗，他只起保丢丢祛病发育的作用，其他的事则与他无关，所以他对丢丢的不落教、不争气乃至于离家失踪，只是微微叹息而已；丢丢的爹妈，也绝无企盼保保参与教导、寻觅丢丢的想法；但保保的尊严，又并不因此降低，比如，有一回丢丢他爹举着撑晒箩的竹棍，追着训斥丢丢，丢丢一直跑到村里大水塘边，迎面见了老何，立刻本能地刹住脚步，并足垂手，恭恭敬敬地大声唤他：“保保！”唤完，才接着逃；而丢丢他爹，在丢丢唤“保保”时，也本能地停下，待丢丢完成礼仪，再接着追他；旁边的人们见到这种情景，也都觉得中规中矩，无人发笑。老何家乡的人们，就这么个活法。

丢丢失踪半年多以后，春节前忽然回来，不是一个人，还跟来五六个朋友，衣装都光光鲜鲜，提着大包小包的年货，莲锦去纪家门前看完热闹，跑回来跟家里人形容，丢丢他爹惊奇得嘴巴半晌合不拢，他妈喜欢得把一笸箩红苕干打翻得撒了一地……莲锦她妈拍着大腿感叹：“哪世积下的福？丢丢发财了吆……”福多追着问：“那跟来的人里，可有女的？”只有老何，依旧照常坐在小竹椅上，沉稳地继续用竹篾编筲箕，一言不发。

丢丢带来的朋友里，没有女的，都是跟他岁数相差不大的小伙子，而且口音很杂，他们只在丢丢家挤住了一夜，后来就都移到镇上，住进了长颈鹿杂货铺隔壁的那家个体旅店中。大年初二，丢丢提着年货来敬保保，请老何站在“祖德流芳”的匾额下，认认真真地跪下，双掌贴地，给他磕了四个响头；丢丢站起来以后，再唤“保保”，垂手侍立，老何便说了几句吉利话，丢丢略坐了坐，吃了莲锦妈端上的叶儿粑，也说了几句吉利话，告辞走了。丢丢走了，福多和莲锦才从里屋出来，福多说丢丢一身西装好气派，那领带也不知道是丝的还是缎的；莲锦说爹你怎么就不细问问丢丢在外头究竟是做的什么生意，怎么能发那么大的财，你是他保保，他不跟别人说，还能不跟你说么？老何只说：“我管他那么多呢！”

十五吃完元宵，十六丢丢就跟他那伙朋友走了。几个月后，丢丢给爹妈一次汇来两张汇票，每张汇票上都是六千六百六十六元。外来的邮件，包括汇票、包裹单，都是一总送到村民委员会办公室，村里人去取，取一封信收一毛钱，取一张汇票或包裹单两毛钱，说是保管费；没有哪个抗拒过，或许会暂时拖欠，到凑足一元、两元时再交，却没有任何一位质问过：这收费合理吗？有什么根据？这回丢丢的汇票，却是村里管治保的干部，主动送到他爹妈家里去的，而且没有收钱。丢丢爹妈去镇上邮电局取那钱时，在门口犹豫了好久，到柜台前涨红了脸，倒好像他们是去抢劫、来行骗似的；取出来，也不敢细点，梦游般，走回了村里。回村的第一桩事，就是请那管治保的干部到家里，煮肉打酒，请吃饭，其他几个干部，一起作陪；干部们都夸丢丢能干，贺丢丢爹妈福气。

渐渐的，关于丢丢的闲言碎语，好比仲春的柳絮，在村里浮动、飘游，成团成球，越滚越大。说是丢丢一伙，是个盲流集团，不仅偷，而且抢；丢丢开头腰里别的是匕首，如今揣的是手枪；局子班房，他已经几出几进；“严打”时，进去了，待的时间多些，平时进去了，顶多两三个晚上，他的哥儿们必能使钱让他出来。有人问到村里的干部，回答说：“信那些个谣言！”但德光来岳父家，在福多、莲锦跟前讲过，他从镇上听来的，镇上派出所接到过广东那边公安部门的电话查询，查的时候当然不是说的丢丢，而是丢丢身份证上的那个大名，那大名村里人一般几乎都不记得；镇派出所跟村里管治保的干部联系过，但不得要领；丢丢在那边犯了事，就让那边处置吧，这边谁清楚他是怎么回事？连收到过他高额汇款的爹妈，也确实弄不清。

丢丢几年没有消息，也不再给爹妈寄钱，却忽然在去年春节，又回到村里。这回是一个人回来的，穿了一身牛仔装，拖着一只下面有小轱辘的旅行箱，也是在大池塘边，顶头遇上从北京回来过春节的老何，也是在一丈以外，就立刻并足，放下拖箱把手，将双手都垂在腰旁，恭恭敬敬地唤：“保保！”这次回来，出了件谁事先也没想到的事，就是到初六的时候，纪家宣布，丢丢娶媳妇，媳妇不是生人，就是村里管治保的干部那三闺女！婚事初八就办，学城里人那一套，在镇上照相馆拍的西洋婚纱礼服照，在一家叫“巴黎春”的饭馆里摆宴席，席间唱卡拉OK，丢丢唇上留了黑乎乎的小胡子，大声武气地唱了一曲《爱江山也爱美人》。老何以保保的身份，宴席上坐主桌，一边挨着当岳父的治保干部，一边挨着大媒长颈鹿。长颈鹿喝醉了，忘记为眯眼儿私奔的事跟老何间接地有过节儿，附到他耳边说：“我做他鬼的媒啊！人家丢丢早就时不时地给他寄款子了！是自己做媒啊！丢丢鬼机灵啊！只可怜这新娘子，过几天丢丢拍屁股走，才不带她呢，也不知什么时候，多久，才回来……守活寡啊！”老何只默默喝酒，不应答，更不多探问。回到家，福多、莲锦等围着问新闻，他也不说。保保只不过是保保罢了，管得那许多！

可是，在这个秋日的中午，建煌报告说，曾在天竺镇见到过丢丢。丢丢真的窜到北京来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