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9章 强国之阶

这是一个科学技术和创新突破崭露头角的时代，柯达公司开始出售快速自动摄影机；拉罗依德公司研制出了彩色胶卷；聚乙烯已经出现；南洋联邦生产出的新汽车的特色是漂亮的斜顶后窗——所谓的“斜背式”，鲸鱼型汽车上的斜顶后面特别惹人注目；许多此后将会普及的科技产品也陆续研制出来，例如贝尔实验室的视频电话和计算机调制解调器，以及IBM展示了以最大投资、冒最大风险开发的“系统360”计算机。这是五种强大计算机的组合系列，在同一操作系统下运行，并使用兼容的存储器、打印机等四十四个外围设备，让每秒百万次运算成为可能。

“系统360”是为阿波罗登月计划专门做计算用的，但黄历知道它将成为现代电脑发展的重要源头和根脉。他一方面寻求向IBM公司投资入股，冀求与其共同研制开发计算机系统；一方面斥资引进“系统360”，并拨款给科研机构，大力开展计算机的研究。同时，南洋联邦的朝阳化工厂在政府的贷款支持下，购买了加拿大杜邦公司的溶液法专利，开始进行高、低密度聚乙烯的工业化生产。

外界对南洋联邦的发展赞誉有加，但对很多南洋联邦的大手笔投入也感到困惑不解。而对于南洋联邦的民众来说，生活中发生的变化却是得到亲身感受的。从五五年开始，家用“三大神器”的名单已经由手表、自行车、收音机变成了黑白电视机、摩托车、洗衣机。而进入到六二年，“三大神器”已经不够用了，拥有电视机、洗衣机、冰箱、固定电话成为了富裕家庭的标准，而政府内定的目标则是在七零年使彩电、空调、汽车成为新的“三大神器”。

与爱立信合作的南洋联邦电信公司在六二年就推出了每个用户的初装费为三百南元，每个用户每年缴纳三十南元作运作费用的优惠政策，以惊人的速度开始扩展业务。这些费用加在一起相当于当时人均月工资的三分之二，是大多数居民能够承受的经济限度。到六三年年底，安装固定电话的家庭已经达到了总家庭数的百分之十点五，并且这个数字还在迅速增长中。

而南洋联邦的农业在一九六三年生产的食物比一九四五年翻了两番，当然，这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新增加的领土。但全国农业劳动所需要的工作时间从两千万小时减至一千二百万小时，住在城市和城市近郊区的人口数量到一九六四年时首次超过了农业人口。

当时间进入一九六四年，当美国人还在为肯尼迪遇刺的幕后故事进行各种各样的猜想时，当南洋联邦正式进入了奥运倒计时，当黑白电视几乎成为所有大中型宾馆旅店的标准设备时（彩色电视当时还是一种新奇玩艺儿），标志着南洋联邦已经迈进了电气时代。而南洋联邦总统府的电话号码从“8—1818”改为459—1818，则标志着数码取得的又一次胜利。

时间的推进是发生这些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谁还能记得父辈口中四十年代的艰难生活？谁还把祖先在海外打拼的痛苦经历记在心上？海路畅通无比，可人们却开始为了舒适和快捷而选择乘坐飞机；随着高等级公路的不断延伸，短途交通的百分之三十都开始依靠汽车，而不是铁路。

衡量繁荣的长远影响的最好场所是教室。著名学者爱德华·丹尼森在其对南洋联邦经济发展的全面研究中，把教育看作有助于经济快速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从四五年婆罗洲获得解放到黄历的总统末期，南洋联邦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增加了十倍。这一情况在社会学方面的含义是无法估量的。

一九四八年时，适龄的南洋联邦青年只有百分之三能进入高等院校肄业。一九五七年时，这个数字为百分之十二；在黄历卸任总统时，已经达到了为百分之二十六。

而据爱德华·丹尼森计算，照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到七十年代末期，南洋联邦约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将进入中产阶级。事实上，爱德华·丹尼森的计算还是估低了。在六十年代中后期，在世界局势缓和的大前提下，在长期的投入资金和技术积累推动下，南洋联邦的经济实现了腾飞，到了七十年代中期，便已经达到了这个目标。

一九六四年，黄历在坤甸大学作的演讲中说道：“在今天的世界上最大的新闻是变革，在流动性日益加剧的南洋联邦社会，这种现象会越来越明显……”是的，战后出生的一代人已经成长为青年，他们接受过教育，感受到了日益多样化的信息，思想更为活跃，行动更为积极，而且不象他们的父辈那样保守恋家。这从坤甸大学生毕业后的选择上便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因为他们普遍相信在婆罗洲会有更好的发展机会，所以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向婆罗洲的用人单位投递简历。

一个驻南洋联邦的欧洲国家的外交官曾对南洋联邦的“经济奇迹”感到吃惊，有些数字足以说明这一点，现在南洋联邦的百万富翁有将近一万人——而五十年代初期只有三千人，而且这个数字现在正以每年五百人的速度在增长。在一九六四年，南洋联邦的国民生产总值略逊于同样创造了“经济奇迹”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前者为一千亿元，后者为一千二百二十亿元。但考虑到人口数量的差异，南洋联邦的成就依然放射出炫目的光彩。

但黄历并不敢骄傲自满，相对于庞然大物——美国来说，南洋联邦在经济上还是弱小的。仅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年销售额就达一百七十亿元。几乎等于南洋联邦国民生产总值的五分之一；仅仅美国在六十年代最初四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部分就大于南洋联邦一九六四年一年的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美国的百万富翁有九万多人，而且每年以五千人的规模在增长……

是的，美国经济已变得如此庞大，使人几乎无法想像。黄历对此只能继续努力，并把超越美国的梦想留给下一任总统。再有八到十年，享受生育鼓励的一代人才能进入社会，才能为南洋联邦提供充足的、持续的发展动力。

而值得一提的是，黄历在一九六三年终于批准了试爆原子弹的文件。作为在奥运会前展示综合国力的一项举措，原子弹的试爆于一九六三年十月在几内亚岛北方一千余公里的一座无人小岛上进行的。

作为南洋联邦的“原子弹之父”，杨承邦教授描述了当时核爆试验的场景，“总统先生立在甲板上，与特别国务卿钟可萍女士在谈笑着，但一些微小的举动能够让人看出他的紧张，而钟可萍女士倒显得很从容。是的，外界经过很多事情普遍有过这样的判断，那就是钟可萍女士在黄总统在场的时候，都显得相当的自信，或许是黄总统的睿智和英明是她信心的来源……”

“凌晨三时四十分，天气有些阴沉，但没有暴风雨的迹象。总统先生戴上了护目镜，军舰上升起了旗号，标志着导弹进入了发射程序。接下来便是紧张而漫长的等待……凌晨四时零五秒，天边出现了一次‘日出’，那是一轮巨大的绿色超级太阳，在不到一秒钟内，就升到八千多英尺的高度，愈升愈高，直抵云层，光亮刺目，把大地与周围照得通明。一个直径大约一英里的巨大火球住上升去，颜色不断变化，在一眨眼之间那绿色变得非常奇特，象人们只有在日全食时才能看到的日冕一样。位佛地球张了口，苍天裂开来……”

“千日齐观，照耀中天；大我之光，辉煌若此。夺一切之死神乃我。”黄历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南洋联邦迈入了核俱乐部，为亚共体国家撑起了一把核保护伞，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太阳也不能望其项背啊！”钟可萍感叹着，只听见黄历发出了畅快的笑声，转头给了她一个拥抱。

一瞬间的失神过后，钟可萍发现黄历已经离开了她的身体，正与周围的科学家和高级军官们拥抱握手。她轻轻抿了抿嘴角，心中浮起一丝苦意，抬头望了望天空，两架飞机在空中盘旋，那是等待辐射减弱后去爆炸点上空去穿云采样的……

一弹三突破，南洋联邦采取的是用中程导弹加载核弹头发射的方式进行试爆，首先是突破了原子弹小型化的瓶颈；其次是突破了运载工具的限制；最后一点则是精确性和实战性的突破。这些突破预示着南洋联邦虽然还没有装备远程战略轰炸机，但已经具有了对周边地区进行有限核打击的能力。当然，威慑重于实用，核武器的本质还是没有改变。

当天，黄历便在电视上露面，郑重宣布南洋联邦成功试爆了一枚自主研发的原子弹，当量约为一万五千吨TNT，“拥有原子弹，只能证明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将为亚洲乃至世界和平作为更大的贡献，而不意味着成为和平的威胁，成为谋求霸权的手段。我国今后的目标是致力于和平核活动的研究与开发，而不是成为一个核武器大国，并愿意遵守联合国通过的任何关于限制核武的规定……”

南洋联邦成为世界上拥有核武器的第五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反响十分巨大。美国已经提前得到了消息，对于南洋联邦箭上弦上的举动无法进行阻止，相反，他们认为这样会对东南亚的局势产生有利的影响，而表示了谨慎的欢迎；英、法两国对此无能为力，在木已成舟的情况下也表示对黄总统的讲话持欢迎态度；苏联的反应比较复杂，在沉默了两天后，赫鲁晓夫表示对南洋联邦拥有核武器表示关注，希望黄大总统言出必践，为维护世界和平发挥更大的影响。

对于南洋联邦来说，原子弹的试爆成功不仅使国家昂然进入了核国家俱乐部，在国际问题上拥有了更大的发言权，更使得很多国家开始调整对南洋联邦的外交、经济政策。而且，亚共体国家开始向南洋联邦更加靠拢，把南洋联邦视为亚洲国家的带头人，而南韩和巴基斯坦等国与南洋联邦的联系愈加紧密。

同时，南洋联邦的经济发展、承办奥运和原子弹试爆，使大量留在国外的华裔科学工作者为之震动和激动，掀起了一股移民南洋联邦效力的高潮，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

而南洋联邦的民众对此的态度则是有喜有忧，但大部分民众还是觉得国家拥有核武器是成为大国的标志，是使他们能更加扬眉吐气的基础所在。拥有一个大国国民的自豪感，自信心，这是黄历所要达到的另一个目的。

对于南洋联邦的原子弹试爆，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印尼共和国和日本。苏加诺色厉内茌地向仍处于贫困中的印尼人民发表演讲，称南洋联邦拥有核武器吓不倒他，吓不倒为了正义事业而奋斗的人民。而日本则大感震动，无疑，南洋联邦已经拥有了令美国人也不敢小觑的资本，在美国人的天平上，他们已经无法与南洋联邦抗衡。而亚洲国家也将更紧密地向南洋联邦靠拢，使南洋联邦遏制日本有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与南洋联邦实现关系正常化，成为了日本政府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既然已经拥有了原子弹，黄历便可以很自然地向美国要求援助发展和平核能力的要求。有捷径可走的时候，黄历总是要投机取巧，这个本性真的很难改掉。

虽然他舌绽莲花，信誓旦旦地要别的国家不要担心南洋联邦的核武器，但“氢弹、核动力航母、核动力潜艇”依然是他要拥有的“三大神器”。嗯，他的这些要求显然给刚刚上任的约翰逊出了个难题。

肯尼迪的死给他带来了生前所没有的荣誉和赞赏，千千万万的美国人对此都是出于真情的硫露。戴维·贝尔把这位死去的总统看作是“一位身兼战士的国王”；纳塔利·海明威称他是一位“敬爱的教父”；约翰·斯坦贝克在写给总统的寡妻的信中写道：“他是他的人民中最优秀的人，通过他的生以及通过他的死，把他的人民的最优秀的一切还给了人民。”

所有这些都对踩着肯尼迪的鲜血上位的约翰逊十分不利，尽管他本人没有干过什么不名誉的事，或卑鄙的勾当。当然，他的问题也不在于才智不足。黄历在与他简短的接触中便发觉他很聪明——纯粹以智商为衡量标准的聪明，一个清醒明快且富于洞察能力的头脑，同时也有其独特的丰富的幻想和精细之处。他的麻烦似乎来自于人们对肯尼迪的怀念，以及他自己深感年轻时没有受到良好教育。他就读的那个学校，按当地并不严格的标准来看也是不入流的。

对此，约翰逊曾大发牢骚，“在对外事务方面，不管我做出什么成绩，我相信也不会得到任何赞赏，因为我没有进过哈佛大学。”这种说法当然是荒谬的，但知识界人物的猜疑却和对他的蔑视却是客观存在的。这是六十年代中颇为令人吃惊的现象。他们因为他扯扯猎狗的耳朵也对他加以嘲弄，仿佛这也是什么大事。

人们似乎已经习惯了肯尼迪的作派，以至于对约翰逊横加挑剔，他们为此辩护说，这是出于对肯尼迪的悼念。约翰逊在接任初期曾有意抑制自己本来的热情和朴实劲头，力图表现出严肃、谦恭的神情。结果在电视上却显得虚伪、假装正经。人们本能地认为，不管真正的林登·约翰逊是什么样子，他们在电视中见到的肯定是个骗子。而且，由于他不能抛弃南方政客的那种放肆作风，更使人觉得他象个卖假药的；大家已习惯于肯尼迪那种说话留有余地的作风，对他那一套实在感到格格不入。约翰逊被人戏称为“玉米讲大叔”，在某种程度上说，倒真有点象。

甚至报纸媒体也不喜欢约翰逊，《纽约时报》称他为“Y·A·蒂特尔式的握手专家”。并用一个笑话来嘲弄他，说的是有一次在格杉矶，一个扒手招手朝一个人的口袋伸去，结果发现自己竟和美国总统握上了手。

无疑，人们对被刺总统的哀悼更增加了约翰逊的困难，而这并不仅限于肯尼迪一家人。而使新总统更难以忍受的，是有恶毒的谣言，说他同他前任被刺有所牵连。尽管肯尼迪一家尽可能促使大家接受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但对约翰逊的攻击，却一直没有停止过，有时甚至还在上层社会中流传。从这方面来看，约翰逊的愤懑是可以理解的。一个阴魂竟夺去了他的光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