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零六十七章 狮子的建议

北京在严冬中迎来农历新年，新加坡和苏门答腊战役的相继胜利，为这个新年增添了几分喜气。国家战时管理委员会时隔两年后首次取消过年加班，以便对满负荷运转两年的机器设备进行养护，也让工人师傅们能好好地休息一下。被美国称为“中国五大湖”心脏的武汉也进入节日气氛，商家们费尽心思大搞促销，街道上摩肩接踵人头攒动，横跨两江的大桥上悬挂起红灯笼，政府学校除值班人员外也全部放假。连杨秋也结束一年忙碌的工作回到武汉小院，开始一年一度的总统假期，与家人共度佳节。

这座小院是当年申树楷送给他的，说是小院其实规模不小，几经改造后已经成为一栋中式庭院型别墅，而且江对面就是著名的汉阳工业集团。如今的汉阳其实已经不是早期庞大却杂乱的汉阳，吕碧城按照杨秋的意思，只保留军工、新材料、战略性装备制造和发动机等一批核心制造业，其余包括炼钢、炼油等下游产业都已经全部剥离出售。不单单是汉阳，凡是杨家独资或者控股的江南、流星、华辰和海湾石油等企业都进行了大量剥离，这不仅让诟病颇多的杨氏工商帝国看起来不再那么夸张，使其融入消化在国家隔几年便翻一番的经济市场大潮中，还能集中财力物力放在核心制造业和新技术产业上。

回武汉老家过年，参加家族的一些迎新活动，是杨秋坚持的习惯。其实杨家很大，杨秋父亲一脉只是其中之一。在他的带动下，每年这个时候杨家子弟都会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赶回来迎春过年。杨秋本人也不反对宗族传统，只要不违反法律不设私堂基本任由保存，毕竟宗族也意味着文化的代代传承。

虽然特意关照要清静，但新年伊始还是人来客往，黎元洪和蔡锷的儿子，石小楼马奎他们几个融入杨家工商圈的老人都带着孩子来拜年，苗洛的哥哥和陆荣廷之子，陆家第二代陆裕光也带着家人从广西赶来。同样回来过年的岳鹏和宋子清与脱离军政的蔡济民、何熙、安国梁、姜泰和王光雄、阎锡山和吴佩孚等人把酒言欢，闭门谢客多年的情报之父陈浩辉和淡出政坛的张文景也来找杨秋叙旧，连去南美发展的“滚刀肉”雷猛和杨秋二叔一家也都万里迢迢赶回来，还带回整整一船的南美特产，把孩子们乐得满处撒野。

杨秋的几个孩子也都难得聚齐，二十七岁的长子杨天磊一贯稳重，虽然军衔是上校但已经确定年后进入战区司令部工作，新婚妻子是独立大法官黄远生的侄女，一名中学国学老师。老二杨天成的未婚妻也来了，是海军参谋长白玉堂的小女儿。受了上次历练后他身上的吊儿郎当劲少了不少，过完年就正式晋升中校，并前往一艘航母出任副舰长。他身上有股子天生的气质，使得年轻人都喜欢围在他身边听他天南海北的吹牛胡侃，所以杨秋一直觉得他才是自己真正地继承人。大女儿杨思思举手投足间越来越像芮瑶，和她二哥一样二十六岁，却已经管理起全球通和联想这两家在世界上都有影响的电子科技公司。她还利用军方订单刺激两家公司搞竞赛，使得去年两家在雷达通讯、计算机和微电子技术上都有长足进步，还招揽大量龙盟（国内非官方科学机构）和3010计划的专家，分别组建两大实验室。听她母亲芮瑶说，她在一次联谊会后爱上了卓凡，但卓凡因为不想让人觉得自己攀附杨秋，所以两人都瞒着杨秋。

十八岁的老四杨天辉刚上大学，他也是让杨秋最头疼的。因为这小子完全结合了杨秋和苗洛的优点，身材高大面容俊朗，是学校的运动健将，口才也非常好，所以才上大学女朋友就换了一堆。杨秋已经决定，等他大学毕业后立刻托人发配到部队守边疆锻炼几年，看他还怎么惹是生非。至于最小的闺女杨思雨也已经十七岁，出落得亭亭玉立，还是学校的大才女。这方面连杨秋都觉得应该是继承了她母亲吕碧城的基因。1937年国家颁布新婚姻法后，逐渐隐居幕后的吕碧城和芮瑶见到儿女们都回来，也格外开心。

几声喇叭过后，三辆公务面包车停在小院门口。大过年突然有公务车来，众人都有些惊愕，杨天磊立刻走出去迎接。车门打开后，副外长曾琦带着两名年轻男子走了出来，身后还跟着一名中年男子。“曾外长，新年好。”

“这不是天磊嘛，回来过年了？”

“前线没什么事，告了个假回来陪陪母亲。”

“呵呵，还是你好，不像我家那个小子，大过年也不知野到哪里去了。”曾琦亲热地牵着杨天磊，聊了几句家常后为他介绍身后三人：“来，我给你介绍。这位是暹罗国王拉玛八世，这是他弟弟，这是内阁摄政大臣陈家乐先生。”

前几天杨天磊就听父亲说，过年时会有几位贵宾来家里，所以看到三人立刻邀请他们进屋。拉玛八世进屋后看到那么多人，不禁有些紧张，倒是普密蓬阿杜德张着大眼睛，一脸好奇。

穿过大客厅后，杨天磊领着四人来到二楼小书房。和外面相比，这里非常安静，见到几人，总统卫队的吴晗立刻叩门请大家进去。“国王殿下，这段时间玩的还开心吗？”见到拉玛八世，杨秋连忙起相迎，片刻后岳鹏和宋子清也被杨天磊请到书房。

“谢谢总统的款待，这段时间我和弟弟拜访许多地方，增长了许多知识，过得很开心。”杨秋的亲切，让拉玛八世逐渐平静。这段时间他的确访问了中国许多地方，既有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也去过贵州、兰州和库伦这些偏远地区，甚至到过贝加尔湖参观。既见到了被杨秋特意保留下来，虽经过改造但不失是原味的老城区，又见到高楼林立有东方纽约之称的上海，还有繁华的广州昆明、也有经济落后的西北省份。说句心里话，与历经百年工业革命的欧洲相比，中国还有许许多多落后的地方，脏乱差屡见不鲜，贫穷者也有。但瑕不掩瑜，他已经在这个国家看到一种欧洲难以见到的朝气，机场道路电站等基础建设即使战争时期都没停止，养老和医疗卫生也正从一二线城市向县级小城发展，农林渔牧工程在完善。1935年杨秋提出的“家家有电村村通路”的宏伟建设蓝图，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展开，如果不是战争耽误，他相信再有十到十五年，中国必将焕然一新。

而让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工商业的崛起、和教育和医疗的普及。似乎每个县级城市都能看到大量新开的商铺和小加工厂，商品比暹罗丰富了不知多少倍，很多人家都有手扶拖拉机。至于教育是让他最羡慕的，1914年正式实施的强制性《国家免费基础教育法案》让数千万学生受益，他还见到一些想让孩子辍学却因为巨额罚款和监禁不敢乱来的家长。当然，这些只是少数人，毕竟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读书才能出人头地，所以有国家免费教育和提供免费午餐的优厚条件后，绝大多数人即使生活困难也会咬着牙把孩子送入学校，哪怕偏远地区上一次学要走几十公里的路，家长们也都会起早摸黑送孩子上学。

反观暹罗，虽然早在上次大战时期就由拉玛六世提出全国免费教育法案，但因为国家财政的不足，官员盘剥，欧美经济殖民的压榨，所以推行得，只有曼谷等少数城市能实施。其实中国也有这些问题，但杨秋却巧妙地将政、军和教育分开，然后让那些总爱议论政府的文人清流去天天盯着议会教育建设和拨款。这些天不怕地不怕却又自命清高爱惜羽毛的家伙，确实起到了监督教育的普及和实施工作的作用。他多次看到一些文人墨客和名人组织起来，在报纸上指责某个地方政府对待教育和医疗阳奉阴违的事情。而那些自知暂时没有能力上台的在野民党，也开始务实道路，把几百万双眼睛盯着施政、教育和医疗等等琐事上，不断找地方政府的茬。

有时候这些事情会让事情显得很混乱，但不可否认，这种监督或许不会给国家带来多大好处，或许还会给施政带来掣肘，但在教育医疗上却起到不可磨灭的促进作用，也让势力庞大的国社不得不小心应付在野党的反击。

将欧洲与中国相比后，他发现欧洲模式其实并不一定适合东方，而面前这个用三十多年，靠变相独裁和强硬武力将古老混乱强行压入轨道，并使其产生惯性和惰性的男人比自己和所有亚洲国家的政治家都明白这个道路，所以他已经率领中国走出一条不同的道路。他不敢小看就在自己面前，面带微笑言语亲切的杨秋，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杨秋走过的路上，血腥残酷一点都不比中国历史上那些酷吏差多少。光是为推行《程诚法案》，就有十几万阻挡在改革路上的贪官士绅被以各种犯罪理由枪毙流放。可偏偏就是这样一名“酷吏”总统却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拥护爱戴，就因为他确确实实改变了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让六亿中国人步入现代社会，“开普敦会议”更奠定了世界三大强国的地位！所以还有报纸提出要修改宪法，以便让“他们的总统”长期执政。

拉玛八世轻声细语的和杨秋交谈着，叙述者所见所闻，与他的谨慎相比，陈家乐明显更积极：“总统先生，国王已经想好愿意接受贵国的帮助，但他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哦？呵呵，现在可是假期。”杨秋和曾琦对视一眼，开了个玩笑后走到窗口，询问道：“不知道国王有什么麻烦，需要我们来解决的？”

“我想请您帮助我，在暹罗推行贵国的制度和教育法案。”拉玛八世急切地脱口而出。

杨秋保持着平静，想想说道：“您的眼光非常犀利，强国理想也让我佩服，但是……您应该知道最近的战争消息，我国军队一直待在曼谷外海。不是我没有能力进入，而是我一直在等您。我愿意帮助您，也愿意帮助任何邻国，因为我们中国不希望与邻交恶，所以对待邻国问题上，我一直小心谨慎地处理每个细节，并且就像现在从不草率派军队进入！但恕我直言，暹罗存在着一些我不看好情况。而且曾外长应该已经告诉您，我国现行的制度和政府运作是怎么样走到今天的。再回头看暹罗，目前的情况与我国三十年几乎一模一样，就像一台坏钟，要想重新恢复……必须彻底更换一些零件！树立起国王和政府的权威！除此之外别无二路。”

拉玛八世生性怯懦，但却很聪明，很快明白这段隐晦话语的意思。他看看陈家乐，然后抬起头首次对视杨秋的眼睛：“那么总统先生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杨秋想了想，摊开五根手指：“我有五个建议。第一，彻底结束殖民，无论是现实还是隐性，或者是经济的，您和暹罗都需要真正地独立。第二，根除顽疾，解决目前军政府这个隐患，建立一个普遍具有代表性的新政府。第三，您的国家需要一个全新的金融体系，这方面欧洲白人不会给你们暹罗，也不会给我们亚洲的任何国家，目前只有我们能帮助暹罗。第四，道路和流通是富裕的基础，亚洲各国需要加强自身联系，促进各国商品流通，所以我们需要更完善的亚洲铁路网。第五……”他停顿一下，等拉玛八世更专注看着自己，才继续说道：“亚洲不能再有这样的战争，我们需要一个新的亚洲安全机制，共同促进地区稳定和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