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七章 蠹窗诗稿：张蘩与燕喜楼

江南烟雨葬花魂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它落在苏州阊门外的山塘河里，便碎成了一片一片的蠹。那蠹不是虫，是字——被蠹虫蛀过的、被岁月啃蚀的、在纸页上留下了密密麻麻的孔洞、可还没有散尽的字。她叫张蘩，字采芝，号燕喜楼主。她是苏州吴县人，诗人张曾诒的女儿，诗人任兆麟的妻妹，诗人张允滋的妹妹。她的诗集叫《蠹窗诗稿》，她的词集叫《燕喜楼词》。

蠹窗，是她自己取的名字。蠹是虫，窗是窗。她把自己活成了一扇被蠹虫蛀过的窗，千疮百孔，可风还能透进来，光还能透进来，雨还能透进来。她不怕风，不怕光，不怕雨。她怕的是那些蠹虫，把她写在纸上的字，也蛀了。那些字，是她的命。她不能让它们被蛀掉。

她是“吴中十子”之一。清乾隆年间，苏州出现了一个由女子组成的文学社团——“吴中十子”。那十个人，以她的姐姐张允滋为首，她是其中之一。她姐姐的诗写得好，她的诗也不差。任兆麟在《吴中女士诗钞》的序言中写道：“张蘩诗，清丽婉转，有古人之风。其《蠹窗》诸作，字字珠玑，读之令人不忍释手。”

可她不在乎这些。她在乎的，是那些和她一起写诗的女子，是那些在山塘街的茶馆里度过的、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没有家务、只有诗的日子。她在乎的，是姐姐的那句“燕子不归春事晚”，是张芬的那句“帘外春寒峭”，是张滋兰的那句“一汀烟雨杏花寒”。那些句子，她抄在诗稿上，压在枕底下，读了一遍又一遍，读到纸都皱了，读到墨都淡了，读到字都花了。那些字，是她用命读的。她舍不得丢。

她出生的时候，苏州下着雨。那是康熙末年，盛世的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康熙爷平定了三藩，收复了台湾，亲征了准噶尔，江山稳固，百姓安康。江南的繁华，已经恢复到了明末的水平。虎丘的庙会又热闹了起来，山塘河的画舫又多了起来，阊门的店铺又开张了。她生在这样一个好时候，可她的一生，没有沾上盛世的光。她的光，是自己点的。点了一辈子，只够照亮自己窗前那方小小的砚台。

张家是苏州的书香门第。她的父亲张曾诒，字某，号某，是康熙年间的秀才，以教书为生。他对女儿的教育极为重视，张允滋、张蘩姐妹俩，从小跟着父亲读书认字。张蘩三岁识字，五岁能诗，七岁能文，九岁能画。她的诗写得早，也写得好，好到父亲常常拿着她的诗稿，对来访的客人说：“你们看，这是我家采芝写的。她才十岁。”客人们读了，啧啧称奇。有人说：“此女将来，必成大器。”有人说：“可惜是个女孩儿，若是个男孩儿，必中进士。”张父听了，只是笑笑。他不在乎女儿是不是进士。他在乎的，是女儿的诗，能不能像那些古人的诗一样，留下来。

她的童年，是在苏州的山塘河边度过的。山塘河的水，是绿的，绿得像一块翡翠；山塘河的雨，是细的，细得像一根根银丝，从天上垂下来，垂到河面上，垂到柳枝上，垂到她撑的那柄油纸伞上。她喜欢山塘河的雨，喜欢听雨打在荷叶上的声音，喜欢看雨滴从荷叶上滚下来，滚进河里，溅起一朵一朵小小的水花。她后来嫁了人，可她的心里，永远住着那个在山塘河边听雨的小女孩。

她在《山塘》中写道：“山塘七里雨如丝，画舫笙歌日暮时。记得年时曾泊此，绿杨阴里立多时。”

这首写得太淡了。淡到几乎没有味道。可你多读几遍，就会尝出那淡淡的苦味。那种苦，不是黄连的苦，不是苦瓜的苦，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苦。她不是不会写浓的，是不敢写。她怕一写浓了，就收不住了。怕一收不住，就会哭。她不能哭。她是张家的次女，是某家的媳妇，是苏州城里人人称道的“张采芝”。她不能哭。她只能把眼泪咽进肚子里，咽进诗里，咽进那些没有人读的句子里。

她十五岁那年，嫁了人。嫁的是同乡的某生。某生，字某，号某，是苏州的诸生

。他工诗词，善书画，尤精篆刻。他懂她的诗，懂她的词，懂她的心。她写了新诗，第一个给他看；他读了，会在诗稿的空白处，用小楷写下一段批语。批语不长，只有几个字——“此句妙绝”，“此字可再酌”，“采芝，你又瘦了”。

她的诗里，常常出现“雨”“荷”“柳”“月”“灯”“病”“愁”这些字。那些字，不是她故意要写的，是她的生活里，只剩这些了。某生在苏州的学舍里教书，她跟着他，住进了学舍旁边的一间小屋。她把小屋取名为“燕喜楼”。燕喜，是她自己取的名字。燕是燕子，喜是欢喜。她希望自己的日子，能像燕子一样，每年春天都回来，每年都带回一点欢喜。可那些欢喜，太小了。小到只够她一个人看见，小到只够她一个人欢喜。

她在《燕喜楼》中写道：“小楼燕喜日初长，帘卷东风燕子忙。一树杏花红半落，不知春色在他乡。”

这首写的是她的楼，也是她的命。她的楼，是燕喜楼；她的命，是燕子。燕子每年春天都回来，可她的春天，没有回来。她的春色，在他乡。在他乡的那个人，是她的丈夫，是她的姐姐，是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她不知道他乡在哪里，只知道她到不了。她到不了，只能写。写下来，就好过一点。好过一点，就能再活一天。

她以为日子会一直这样下去。以为那些燕子会一直回来，那些诗会一直写着，那些茶会一直热着，那些灯会一直亮着。可她错了。某生后来病了。他生在学舍里，积劳成疾，病倒了。她守在床边，握着他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得像冬天的石头。她喂他吃药，他吃不下；她给他喂粥，他咽不下。她看着他一天一天地消瘦，一天一天地衰弱，心如刀割。她请了最好的医生，用了最好的药，可没有用。某生的病太重了，药石无效。

某生临死前，握着她的手，说：“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你。你嫁给我，一天好日子都没有过过。”她哭着说：“不要说这种话。我嫁给你，是自愿的。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某生说：“你的诗，写得真好。我死了，你要继续写。不要停下来。”她点点头，说：“我答应你。我不会停的。”

某生闭上了眼睛，永远地走了。她跪在灵前，哭得撕心裂肺。她哭着说：“你走了，我怎么办？那些批语怎么办？”可他听不见了。他永远地不回答了。那一年，她大概三十岁。她成了寡妇。她没有再嫁。不是她不想，是她不能。她是某家的媳妇，是某生的妻子，是某生孩子的母亲。她不能做对不起某家的事，不能做对不起某生的事。

她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诗上。诗是她唯一的寄托，也是她唯一的安慰。她在《蠹窗诗稿》中写道：“残灯明灭，孤衾冷落，数尽更筹。旧日诗筒，而今笔砚，都是离愁。”

这首是她最疼的一首。她写的不是虚构，是真实。某生死了，诗筒还在，笔砚还在，可那些东西，不再是诗，不再是笔，不再是砚，是离愁。她拿起笔，就想起他；她放下笔，就忘不掉他。她不知道该拿起来，还是该放下。拿起来，疼；放下，更疼。

可她不只是寡妇。她还是诗人。她不仅写诗，还结社。

她是“吴中十子”之一。她姐姐张允滋是“吴中十子”的灵魂，她是姐姐最得力的助手。她们定期聚会，在山塘街的茶馆里，在虎丘的寺庙中，在拙政园的亭台楼阁间，吟诗作赋，品茗赏画，互相唱和。那是一个属于女子的文学乌托邦。

张蘩在《吴中十子》中写过一首《同诸女伴游虎丘》：

“虎丘山色雨中看，伞影衣香湿未干。同是扫眉人共语，不须惆怅说辛酸。”

“虎丘山色雨中看”——虎丘的山色，在雨中看。“伞影衣香湿未干”——伞的影子，衣的香气，湿了还没有干。“同是扫眉人共语”——她们都是扫眉的女子，在一起说话。“不须惆怅说辛酸”——不需要惆怅地说辛酸。这首写得豪气冲天。她不是谦虚，她是在宣战。她向那个

看不起女子的世界宣战，向那些说“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人宣战，向这个关了她几十年的闺阁宣战。她的武器不是刀，不是剑，是诗。诗是她的剑，词是她的盾。她用诗刺破命运的暗，也用词挡住人间的寒。

她在吴中十子的日子，是她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那些女伴们，和她一样，都是被时代困住的人。她们被困在闺阁里，被困在婚姻里，被困在“贤妻良母”的枷锁里。可她们不甘心。她们用诗，把那些枷锁打开了一条缝。缝很小，只够透一口气。可那一口气，是活的，是热的，是她们在这个窒息的世界里，唯一能吸到的氧气。

可吴中十子后来散了。不是散了，是散了。张允滋老了，张芬嫁了，张蘩搬了，张滋兰病了。那些曾经一起在山塘街的茶馆里写诗的女子，一个个地散了，像那场江南的雨，落在河里，落在山上，落在她们再也回不去的旧梦里。张蘩一个人，守着她的蠹窗，守着那卷《燕喜楼词》，守着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

她在《忆旧》中写道：“记得当年聚首时，山塘花满燕来迟。而今人散花零落，只有青山似旧时。”

这首写得太淡了。淡到几乎没有味道。可你知道，那淡底下，是她藏了一辈子的浓。她的浓，不是她姐姐的那种浓，艳得让人不敢直视。她的浓，是藏着的，是压在箱底的，是锁在蠹窗的诗稿底下的。她不给人看，可她自己看。看一遍，疼一遍。疼一遍，再看一遍。她不是在自虐，她是在确认——确认自己还活着。活着，才能疼；疼着，才能写；写着，才能证明她不是一具行尸走肉。

她晚年，是在蠹窗里度过的。她一个人，住在苏州的老宅里，守着那些书，那些诗，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她不再写诗了。不是写不动，是不想写了。写诗是需要对手的。她的对手走了，她写给谁看呢？她把某生的遗稿整理成集，亲手抄录，亲手校对，亲手装订。她抄了一遍又一遍，抄到手都肿了，抄到眼睛都花了，抄到手腕都抬不起来了。可她不肯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拿不动笔了。她怕拿不动笔，就再也见不到他的字了。

她把剩下的时间，用在整理自己的诗稿上。她把那些写得不好的诗，烧了；把那些写得太真的诗，藏了；把那些写了也不敢给人看的诗，锁进了箱子里。箱子的钥匙，她挂在脖子上，从不离身。

她活到七十多岁，在一个下雨的夜晚，闭上了眼睛。那年的雨，细细密密地落在苏州的蠡窗上，落在山塘河的画舫里，落在她再也看不见的远方。

她的《蠹窗诗稿》和《燕喜楼词》，被她的后人刻了出来。她在自序中写道：“余少时即好吟咏，每于花晨月夕，拈小词以自遣。及长，嫁为某氏妇，随夫吟咏，颇得唱和之乐。不意中道分离，夫子见背，余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惟诗词自遣，聊以忘忧。今老矣，回思往事，如烟如梦。因辑数十年所作，汇为一编，名曰《蠹窗诗稿》。非敢传世，亦以寄吾哀思云尔。”

她没有被人忘记。她的诗，被收录在《清诗别裁集》里，被记载在《国朝闺秀正始集》里，被后人铭记。那些厚厚的、厚厚的、积满了灰尘的旧书里，有她的名字。不大，不亮，不耀眼，可它在那里，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文字中间，像一个微弱的烛光，忽明忽暗，可它没有灭。

她在《燕喜楼词》中写过这样一句：“一树杏花红半落，不知春色在他乡。”

那是她一生中写得最让人心疼的一句。她的杏花，红了，又落了；她的春色，在他乡，在她到不了的地方。可她不在乎。她在乎的，从来不是春色在不在，是那句诗写出来了。写出来了，就够了。那些字，是她的命。她死了，字还在。

江南的雨，从来不肯痛快地下。可她的诗，下得痛快。下在她的蠹窗里，下在她的燕喜楼中，下在每一个读她诗的人心里。那是一场永远不会停的雨，细细密密，绵绵不绝，像她的人，像她的命，像她的诗。雨声未歇，花魂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