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解答

月末最后一天了，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把这段时间出现的，关注度较高的问题集中做一个解答。

——刘贾的身份。

根据目前能查到的公开资料，《史记·卷五十一·荆燕吴传第二十一》记载：荆王刘贾者，诸刘，不知其何属初起时。

译：荆王刘贾，是刘氏宗亲，不知道高祖刘邦起事的时候，刘贾是受谁节制。

在这句看似不负责任的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太史公其实还有两层言外之意。

一、高祖起事的时候，这货不知道是从哪里钻出来的。

也就是说，早刘邦起事之前，刘贾与刘邦，或者说刘煓，乃至更上一代的魏丰公刘煓一脉，都是没有什么交际的。

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刘邦原本‘穷在闹市无人问’，一朝起兵反秦，就‘富在深山有远亲’，得到了刘贾这个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前来投奔。

二、刘贾跟刘氏宗亲，主要是刘邦这一脉的关系，已然无法考证。

换而言之，对于刘贾在刘氏宗亲中的具体辈分、与高祖刘邦的详细亲缘关系，太史公已无从考证。

在《史记》表示不知道，太史公司马迁亲口承认无法考证的情况下，普遍被认为史记plus的《汉书》，却出现了一段颇为有趣的记载。

《汉书·卷三十五·荆燕吴传第五》：荆王刘贾，高帝从父兄也，不知其初起时。

与《史记》一样，都带了一句略有些不负责任的‘不知其初起时’——不知道最初，跟随高祖刘邦时的状况。

但与《史记》‘刘贾，诸刘（之一）’的严谨态度不同，《汉书》却出现了一个没有任何考据来源，且没有任何说服力的记载：刘贾，高帝从父兄也。

‘从父兄’这个词，无论是在史料记载，还是在古代读物中，都有着较高的出现频率，且寓意也大都为‘远方亲戚中的堂兄、表兄’之类。

但根据作者目前能查阅到的资料，直到唐代，‘从父兄’的定义都还十分明确。

唐·颜师古《汉书注》：父之兄弟之子，为从父兄弟也；言本同祖，从父而别。

意思就是说：父亲的兄弟的儿子，就是‘从父兄’或‘从父弟’，表示祖父为同一人，从父亲这一辈开始分为两支脉系。

有了这个定义，《汉书》对刘贾的记载，就更不具可靠性了。

——既然从父兄，指父亲的兄弟的儿子，即叔伯的儿子，也就是现在常说的堂兄弟，那作为‘高帝从父兄’的刘贾，就应该比刘邦更年长。

并且刘贾的父亲，应该是太上皇刘煓的兄弟，即彭城刘氏始祖，魏丰公刘仁（一说刘荣）的儿子。

但遗憾的是，根据现世流传的《彭城郡刘氏彭城堂始祖·荣公》的刘氏宗谱记载，只能查到魏丰公刘仁唯一的儿子：太上皇刘煓。

从这一点，我们能得出一个大概率没有错误的结论：太上皇刘煓，是魏丰公刘仁独子。

这样一来，‘刘贾，高祖从父兄’的说法就立刻站不稳脚跟了。

——从父兄从父兄，你爹好歹得跟我爹是亲兄弟，咱俩有共同一个爷爷吧？

但根据刘氏宗谱追溯，刘贾的父亲显然不大可能是魏丰公之子，所为刘贾的身份，更大概率是与魏丰公一脉更加疏远的远方亲戚。

除了父亲与魏丰公的关系，刘贾的年龄，也很难满足‘高祖从父兄’的说法。

从父兄，也就是堂兄的定义，可以说千百年来都未曾变化——叔伯的儿子，且比自己年长者，为从父兄/堂兄。

也就是说，作为高祖刘邦的从父兄，刘贾的年纪比刘邦大。

这样一来，问题就简单多了。

大家不妨现象这样一个画面：汉高祖五年，即公元前202年，年五十五岁的汉王刘邦刘邦亲自追击项羽至固陵，派比自己还要年长的从父兄刘贾南渡淮河包围寿春······

——五十五岁的刘邦，能和正值壮年的霸王项羽掰腕子，并最终成功鼎立汉祚的故事，已经足够具有不可取代性了。

在这个前提下，一个年纪超过五十五岁的老宗亲，在人类平均寿命不超过三十岁的两千二百千年，受老天子之令先断项羽粮道，后又渡河作战、迎击当时尚在项羽麾下的英布大军，怎么想都有些不大现实。

结合以上考证内容，佐吏可以大言不惭的得出以下结论：对于荆王刘贾与高祖刘邦的亲缘关系，《史记》中‘是亲戚，但不知道是啥关系的亲戚’的记载，应当是更为准确的；而《汉书》中直接断定‘刘贾，高帝从父兄也’的记载，则显然没有丝毫说服力。

本书中，便沿用了‘是亲戚，但具体亲缘关系不明’为背景，给刘贾安了一个比刘邦、刘贾小一辈的辈分，此举为杜撰，非为史实，也没有史料作证，只是单纯的设定。

除了刘贾，最近几章写到英布反叛的内容，也有些问题需要交代一下。

英布籍贯为九江六邑，最开始也是因籍贯而被项羽封为九江王，之后被刘邦改封为淮南王，实际上并不是移封，而是在原有封土，即九江郡的基础上，增加了衡山郡，合此二郡为淮南国。

而九江、衡山两郡，在春秋之时本为吴国领土，后随着越王勾践灭吴而并入越国；到战国初期，楚怀王灭越，九江、衡山二郡又并入楚国。

具体内容在正文中讲述的较为明确，最终结论也已在正文中得出：在汉初之时，九江、衡山二郡，都可以算作是传统意义上的‘吴地’，准确地说是吴北；九江、衡山出身的百姓，也大多自诩为吴人，而非越人、楚人。

只不过，相较于更认同吴王夫差一脉的长沙国百姓，以及更靠南的南越、闽越、南海、东越等‘百越之民’，九江、衡山二郡的百姓对春秋时期的吴王夫差，并没有那么深刻的认同感，但也多少心怀些许缅怀就是了。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句文中多次出现，却始终没有找到合适机会细讲的东西。

——汉初的长沙王吴氏，确确实实是吴王夫差的嫡系后裔。

据清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重修的《鸿源吴氏宗谱》，及鄱阳鸡峰的《吴氏宗谱》载：吴芮应是夫差的第十一世孙，吴国始祖泰伯的第三十三世孙；

《上饶地区志》（1997年版）则称为第七世孙——公元前473年越国灭吴国，越王勾践毙夫差，追杀夫差家人；吴国王子王孙四散避难，太子鸿和王子徽及其子女，随吴国南溃兵马，分别从安徽休宁翻过虎头山和婺源鄣公山，隐匿到浮梁的瑶里、九龙、金竹山、蛟潭、福港等偏僻地区生存下来。

公元前248年，吴芮的父亲吴申，被贬到番邑（今鄱阳）定居。

一代长沙王吴芮，本为楚人（楚民），秦一通天下之后，被任命为秦番邑第一任县令，与此同时，吴芮也是第一位起兵响应起义的秦吏，即秦国官员。

在秦亡之后，吴芮也成为了项羽所分封的十八路诸侯之一，获封衡山王，土衡山郡。

之后霸王项羽自刎乌江，项羽所封的十八路诸侯也得以重新洗牌，衡山王吴芮便被移封为了长沙王，其原本国土衡山郡，也被并入了九江王英布的封土，合称：淮南国。

刘邦即皇帝位后的第二年，吴芮便病故，但与绝大多数汉初异姓诸侯······

准确的说：是与任何一位汉初异姓诸侯所不同的是，在吴芮时候，心心念念铲除异性诸侯势力的汉天子刘邦，却并没有打长沙国的算盘，而是让吴芮的儿子吴臣继承了长沙王的王爵。

甚至在吴臣之后，长沙王一脉还经历了三世王吴回、四世王吴右、五世王吴差，直到五世长沙王吴差绝嗣，长沙国才被汉室收回，并进入了宗亲为王的新时代。

这，也正是佐吏想要告诉大家的东西——在‘异姓诸侯为原罪’的汉初，长沙王吴氏一脉，为何能成为唯一一家不受长安中央忌惮得异姓诸侯？

答案，就在佐吏对长沙王吴氏一脉最开始的那句描述：长沙王吴氏，是吴王夫差的嫡系后裔。

汉室初，华夏文明才刚进入封建大一统时代，长江以南的地区大都还未开发；而没有开发，就意味着明智相对愚昧、社会风气相对更为传统。

而在彼时的五岭南北，即岭北的长沙、衡山等地，以及岭南的百越之地，‘社会风气相对更为传统’，值得便是对先祖的盲目尊崇。

在中原地区已经初步脱离‘血统论’的时间节点，彼时的吴人、越人这两个群体，却依旧还沉寂在对血统论的盲目尊崇；

由秦南海都尉赵佗实际掌控的南越，越人普遍以越王勾践为自己的先祖，并因此而自诩为‘贵胄之后’；而长沙国，以及衡山、九江两郡所组成的淮南国，吴人群体也有样学样，以‘夫差后裔’自居。

这种情况，在地缘更靠南的长沙国最甚，相对靠北的衡山郡则较轻，最靠北的九江最轻，这也与佐吏先前说的‘长江以南还没有开发’的说法一致——过了长江越靠南，开发程度就越地，百姓的思想就越落后，对血统论的尊崇就愈发强烈。

而吴氏一脉成为长沙王，甚至得以顺顺利利传延五世，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对于自立为南越王的赵佗，以及其所成立的南越割据政权，汉室的态度，其实一直都很纠结。

因为相较于文化、传承、价值完全不同的北蛮匈奴，赵佗掌控下的南越，在春秋之时本就是越国境内，严格意义上来讲，也属于华夏文化圈的一份子，只是相较于中原列国更偏了些。

再加上割据南越之后，赵佗在百越之地通过联姻、教化等方式，使得原本生产力落后，甚至还未从刀耕火种的奴隶主时期完全走出的百越之民，有了很高程度的汉化。

所以，汉室鼎立之初，对于南越，长安中央始终无法界定其究竟是‘外蛮’，还是‘内贼’。

再加上汉室初糟糕的中央财政状况，以及关东异姓诸侯、北方匈奴等因素造成的内外威胁，相对没那么迫切的南越，也就被长安中央暂且搁置。

即便赵佗每逢有事都跳出来悍然称帝，长安也基本都保持了最高程度的克制，更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主要是陆贾）来劝说赵佗去帝号，接受汉室‘汉南越王’的册封。

而长沙王吴氏一脉，也正是汉室因制衡南越的考虑，才成功得以传延五世。

——南越王赵佗，终不过是王，汉天子刘邦，那可是天子！

至于你百越之民，人均自诩‘勾践后裔’，但我长沙国的王，那可是世系清晰的吴王夫差嫡系后裔！

这样一来，借着‘帝-王’‘自诩后裔-真的后裔’的对比，长安中央得以在同南越的鄙视链中，获得理论上的大获全胜，使得南越王赵佗穷尽一生，都无法跨越岭南，对中原地区发动攻击。

甚至于长沙国因五世长沙王吴差‘绝嗣’，而从异姓诸侯国成为宗亲诸侯国的时间点，也是十分微妙——刚好是文-景之交，汉室已经逐步脱离建国初期的贫弱，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对外发动扩张的时间点。

从这个角度上而言，吴氏一脉成功在‘长沙王’的位置上传延了五代，更多还是汉室中央出于政治因素的考虑，需要借吴氏‘夫差之后’的血脉，来精神镇压自诩为勾践后裔的百越之民。

除了镇压，或许也有吸引仇恨，为汉-越提供长沙这么一个战略缓冲带的考虑；但总体而言，吴氏得保长沙国祚传延五世，主要原因应该还是‘夫差后嗣’的身份。

当然，这也与自一世长沙王吴芮时起，历代吴氏长沙王对长安毕恭毕敬的态度、予取予求的姿态有关。

这一点在正文中也提到过：包括吴芮在内的历代长沙王，都无一例外的保持了‘每年上一封奏折，请求朝觐长安’，虽然大都被拒绝，但还是坚持不懈长达五十年。

为了堵住‘长沙王年年请求朝觐’的口子，高后吕雉甚至专门规定：诸侯王三年一朝长安。

但即便如此，之后的历代吴氏长沙王，也还是坚持不懈的每年一请朝长安。

也正是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低姿态，让吴氏一脉在那个‘拒绝朝觐等于造反’的时代，得以享国数十年。

··········

明天月初，刚好借机去看看腰，休息一天，谢谢大家理解。

祝大家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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