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一二二师

三人一路辗转，走了大半个月。

火车换汽车，汽车换轮船，走走停停，一路向西。过了湖北，进了四川地界，山越来越深，路越来越烂。林若男晕船晕得厉害，趴在船舷上吐了好几回，脸色蜡黄，话都说不出来。李怀远坐在旁边，脸也白了，但硬撑着没吭声，

薛晴站在甲板上，看着两岸的山影往后退。她没晕。她在淞沪和昆山经历过炮火的洗礼，这点路不算什么。

“薛晴姐……还有多久能到啊？”林若男有气无力地问。

“快了。”薛晴说。她也不知道还有多久，但她不能说不知道。

船靠了岸，又换汽车。汽车是敞篷的吉普，颠得人骨头散架。路不好，坑坑洼洼的，司机开得很慢。路两边是梯田，是竹林，是低矮的瓦房。有农民在田里干活，听见汽车声，抬起头看一眼，又低下头继续干。

车开了一个时辰，终于到了镇上。

镇子不大，但比一路上经过的村庄都像样。主街铺着青石板，两边是砖木结构的铺面，有茶馆，有饭馆，有杂货铺。街上穿军装的士兵来来往往，有的扛着枪，有的拎着菜，有的蹲在墙根抽烟。他们的军装灰扑扑的，打着补丁，但精神头不差。

师部设在镇子中央的一座大楼里。灰砖墙，拱形门窗，门口两根水泥柱子，挂着“国民革命军第四十一军一二二师司令部”的牌子。这里原来是县政府的办公楼，部队驻防后征用做了师部。大楼不高，只有三层，但在这一片矮房子中间，已经算气派了。门口有哨兵，穿着草鞋，扛着老套筒，枪管磨得发亮。薛晴亮出证件，哨兵看了一眼，又看了看她，敬了个礼，放她进去了。

林若男跟在后面，拎着行李，走得跌跌撞撞，眼睛却忍不住四处看。李怀远走在最后，目光扫过四周，像是在数这镇上有多少兵、多少枪、多少条路。

一楼是作战室和会议室。二楼是师级军官办公室和宿舍，三楼是枪械库和电讯室。

薛晴三人在通讯兵的带领下走上二楼，二楼走廊尽头是一扇木门，门开着，里面是个大厅，墙上挂着大幅军用地图，用红蓝铅笔标着密密麻麻的记号。长桌上摊着文件、电报稿、和一支佩枪。空气里弥漫着烟草和油墨的味道。

一个四十来岁的军官正站在地图前，背对着门。他身量不高，肩膀很宽，军装洗得发白，领口缀着中将领章。正是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字之钟。

通讯兵敲了敲门：“报告师座！政训队的长官到了！”

话音刚落，薛晴三人依次走了进去。王铭章紧跟着转过身去。

“王师长，政训队队长薛晴，前来报到！”薛晴来到王铭章面前立正敬礼。

王铭章回了个礼，没什么多余的表情。“薛队长，一路辛苦。”

薛晴放下手：“份内之事。”

她侧身介绍：“这是李怀远，我的司务长；这是林若男，我的报务员。”

李怀远立正敬礼，动作干净利落。林若男也跟着敬礼，手抬得有点高，又悄悄放低了一点。

王铭章点了点头，指了指旁边的椅子：“坐。”

薛晴坐下，腰身挺的笔直。

“一二二师不比中央军。”他紧跟着坐下，看着她，“条件差，补给缺，官兵粗。你待得住就待，待不住——我让人送你回去。”

薛晴站起来：“王师长，我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打仗的。”

王铭章点了点头，目光从她身上移到李怀远身上，又移到林若男身上。他看着他们，看了几秒，接着说：“这两个人，你管好。一二二师不养闲人。”

薛晴站在那里，没有多余的表情，只是回答：“是。”

王铭章没再多说，看着勤务兵：“愣着干什么？薛队长她们舟车劳顿，快带她们去住处歇息。”

“是！”勤务兵立正回答，随即让到一旁做了个请的手势，“薛队长，林干事，李干事，请！”

三人再次对王铭章敬了个礼，王铭章低头翻阅着文件没有看她们。

出了师部，林若男憋了好久，终于小声说：“薛晴姐，这个王师长好凶啊……”

薛晴没回答。她想起王铭章那句话——“一二二师不养闲人”。他是说给李怀远听的，也是说给她听的。到了此地，便要做事。不做事的人，站不住脚。

李怀远跟在后面，脚步比来时重了些，什么都没说。林若男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不敢再问了。

……

薛晴离开后，王铭章坐在办公桌前，手里的烟一根接一根。烟灰积了长长一截，掉在桌上，他也懒得掸。眉头拧成个疙瘩，脸上的褶子比平日深了一倍。

中央派来个眼线。政训队，说得好听，不就是来盯着自己的吗。以后调兵遣将，要被人

看着；部署作战，要被人看着；这仗还怎么打？

他猛吸一口烟，呛得咳嗽了两声，把烟头摁进缸子里，又点上一根。

门外响起敲门声。

“谁啊？”王铭章抬起头，语气有些不耐烦。

“之钟兄，是我。”

赵渭滨的声音。王铭章叹了口气，把烟放下：“进来吧。”

门开了，进来一个少将军官，四十来岁，方脸，浓眉，走路带风，正是一二二师参谋长赵渭滨，字象贤。他进门时脸上还带着点笑意，看见王铭章桌上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那笑意就收了。

“象贤，有事？”王铭章掐灭手里的烟，往椅背上一靠。

赵渭滨也不绕弯，拉过椅子坐下，直接问：“之钟兄，听说上面派来的人到了？”

王铭章没说话，从鼻子里哼出一声，算是回答了。

“什么来头？”赵渭滨往前探了探身子。

“什么来头？”王铭章冷笑一声，从桌上拿起那份名单表，往赵渭滨面前一推，“你自己看。”

赵渭滨接过去，匆匆扫了一眼，抬起头：“政训队队长，薛晴……女的？”

“女的。”王铭章靠回椅背，眼睛盯着天花板，“还带了两个，一个男的一个女的，都是二十出头的小娃娃。”

赵渭滨愣了一瞬，把文件放下，没接话。

王铭章忽然笑了，那笑容里没有笑意，只有一股说不出的苦涩。“象贤，你说这仗还怎么打？我们在前头拼命，他们在后头派人盯着。调兵要看着，部署要看着，连老子抽根烟怕是都要记下来报到上面去。”

他顿了顿，声音低了下去，像是在跟自己说话：“说是来抗日的，说是来帮我们整训部队的。说得比唱的好听。”

赵渭滨沉默了片刻，缓缓开口：“之钟兄，这话你跟我说说就罢了，别在外头说。”

“我知道。”王铭章又点了一根烟，吸了一口，烟雾从鼻子里喷出来，在灯下慢慢散开，“我就是想不通。咱们川军出川抗日，哪一仗不是拿命填？淞沪、昆山……咱们对得起国家。他们倒好，信不过我们。”

赵渭滨没接话，坐在那里，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

王铭章看着他，忽然问：“你说，这丫头来了，咱们怎么办？”

赵渭滨想了想，说：“她是上面派来的，咱们不能把她怎么样。来了就来了，该让她看的就让她看，不该让她看的——”

他停住了，看了王铭章一眼。

王铭章也看着他，等着他往下说。

“不该让她看的，”赵渭滨的声音低了些，“她也看不到。”

王铭章盯着他看了几秒，忽然笑了。这次是真的笑，虽然笑得有点苦。“象贤，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太滑。”

赵渭滨也笑了，没反驳。

王铭章把烟掐灭，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师部大院，他背着手站了一会儿，开口说道：“那丫头进门的时候，我看了她一眼。眼睛很正，不像是来搞事的人。”

赵渭滨没说话。

“但也说不准。”王铭章转过身，看着他，“先看看吧。她要是好好干，咱们就好好待她。她要是……”他没说下去，摆了摆手，“算了，不说这些。走，吃饭去。”

赵渭滨站起来，跟着他往外走。走到门口，王铭章忽然停下来。薛晴。他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个名字。

……

政训队的工作两日后便在一二二师铺开了。

每天清晨，薛晴准时站在队伍前面，声音清亮，讲三民主义，讲抗日救国，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士兵们列队站着，有的认真听，有的打瞌睡，有的盯着她的脸看。李怀远站在旁边，腰杆挺得笔直，目光平视。林若男坐在一旁的小桌后，摊开本子，一笔一划地记录。

王铭章第一次路过，听了五分钟，走了。第二次路过，又听了五分钟，又走了。回到办公室，把军帽往桌上一扔，跟赵渭滨嘟囔：“纸上谈兵。喊口号能吓跑日本人？我手底下的兵，是拿大刀砍出来的，不是他娘的拿嘴皮子吹出来的。”

赵渭滨没接话，只是摇头无奈的笑。

王铭章说得多了，赵渭滨偶尔回一句：“之钟兄，人家也没做错什么。宣传抗日，总不是坏事。”

王铭章哼了一声，不说话了。

此后每次薛晴演讲，王铭章都会“恰好”路过，站一会儿，然后“恰好”有公事要办，转身离开。薛晴看见他走了，也不说什么，继续讲。李怀远看见了，也不说什么，继续站着。林若男看见了，小声问薛晴：“王师长是不是不喜欢我们？”

薛晴长叹一口气，没回答。

一周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

王铭章渐渐发现，这个从中央来的女军官，和他想的不太一样。她不摆架子。来了这么些日子，没见她端过“上峰派来”的谱，没见她拿腔拿调地训过人。她对哨兵客气，对伙夫也客气，该敬礼敬礼，该问好问好。她说话直来直去，不绕弯子，不藏着掖着。

更重要的是，她不搞小动作。王铭章最怕的是她在背后搞事——今天打个小报告，明天递个密信。但薛晴没有。她做什么都摆在明面上，宣传就宣传，问话就问话，从不遮遮掩掩。王铭章让赵渭滨去私下打听，赵渭滨回来告诉他：“她每天除了宣传，就是整理材料，写报告。报告写得规规矩矩，没什么出格的。”王铭章听了，没说话，但心里那根弦，松了一点。

那两个跟班，王铭章也看在眼里。

林若男那个小丫头，没什么心眼，见了谁都笑嘻嘻的，在食堂打饭被人插队也不恼，端着碗站到后面去。有老兵逗她：“妹子，你是中央军还是川军？”她想了想，认真地说：“我是薛队长的兵。”老兵们听完先是一愣，随即哄堂大笑。

李怀远却截然是另一副模样。他话少、守礼，从不多言半句。见王铭章敬礼，见团长营长敬礼，见连长排长也照样敬礼，礼数周全得挑不出半分错处。营里渐渐还传开一桩趣事——这李怀远身上揣着三包烟，见了团长营长递三炮台，见了连排长散老刀，见了班长与普通士兵便掏哈德门，上下都打点得妥帖，从不显半分厚薄。

王铭章听了，非但没笑，眉头反倒紧紧拧了起来。他把赵渭滨叫到一旁，沉声道：“这小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赵渭滨在军伍里摸爬多年，这点门道一眼便透，只淡淡一笑：“能卖什么药？不过是会来事，想着四处套套近乎罢了。”

王铭章却摇了摇头。

他总觉得这人身上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异样——太过规矩，太过妥帖，规矩得不像个军人，倒像个政府官员。他再度叮嘱赵渭滨：“那个李怀远，你多盯着点。”

“有不妥之处？”

“眼下倒看不出什么。”王铭章沉声道，“可就是看着，让人不舒服。”

赵渭滨不再多问，只轻轻点了点头。

王铭章自谓阅人无数，看人还是有几分准头的。几番观察下来，他觉得薛晴是可信的，至少目前是。

但有一件事，像根刺扎在他心里，让他始终不痛快。

师部里有几名营级军官，早年间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这些日子，接连被叫去政训队问话，一进去就是一两个时辰，出来时脸色都不太好看。王铭章见自己部下受了委屈，自然坐不住，私下找薛晴谈过两次。

第一次，他开门见山：“薛队长，那几个军官跟我多年，他们的底细我清楚。打鬼子，他们不会含糊。你这么查来查去，底下人心不稳。”

薛晴站在他面前，腰背挺直，语气不卑不亢：“王师长，特殊时期，属下只是公事公办。”

王铭章看着她，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他点了点头：“行。”

第二次，隔了几天，又一名留日军官被叫去问话。王铭章再次去找她。这次他语气重了些：“薛队长，我跟你交个底。那几个军官，要是有问题，我亲自把他们绑到重庆去。要是没问题——”他看着她，没往下说。

薛晴还是那句话：“王师长请谅解，特殊时期，属下只是公事公办。”

堵得王铭章无话可说。他回到办公室，在椅子上坐了半天，跟赵渭滨说：“这丫头，软硬不吃。”

赵渭滨问：“那几个军官，真有问题？”

“有个屁问题。”王铭章没好气地说，“她查完了，不也没事吗？她就是走程序。可她走的这个程序，我拦不住。”

赵渭滨想了想，说：“那你拦她干什么？让她查。查完了，没问题，底下人也踏实。”

王铭章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他知道赵渭滨说得对。可他就是不舒服。那几个军官是他带出来的兵，他护犊子。可薛晴那句话“公事公办”，他挑不出毛病。她是上面派来的人，她走的是上面的程序。他拦不住。

他叹了口气，拿起桌上的文件，又放下了。窗外，薛晴的声音隐隐约约传过来，还在讲三民主义。他听了两句，站起来，走到窗前，把窗户关上了。然后他又推开，站在窗前听了一会儿。他想起薛晴那句话——“我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打仗的。”他承认，这丫头，是来干事的。可干事的方式，让他这个当师长的，有点不是滋味。

他转过身，拿起军帽，推门出去了。操场上，薛晴正站在队列前，阳光照在她脸上，额头上有一层薄薄的汗。她没有看见王铭章。王铭章站在操场边上，双手背在身后，听她讲完最后一段。他没走。这一次，他听完了。然后他转身，回了办公室，什么也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