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释放的兴奋

老牌丽思卡尔顿酒店散发着某种波士顿婆罗门[1]色彩，这要归功于英殖民地严苛的传统。傍晚下午茶时间，酒店餐厅内摩肩接踵，女人们裹着皮草，戴着珍珠和钻石。楼上，壁炉烘暖了豪华套房，侍从看顾着火焰，在主人入睡前铺好了长绒床单。对于外地的医学专家来说，这种舒适是那些在哈佛、麻省理工或者《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工作的人们选择入住丽思的原因之一。

在一次拜访波士顿的出版商时，马斯特斯与约翰逊很中意这间大酒店，它后来得以成为他们发行书籍的首站也是件非常开心的事。在之前面对怀疑者时，他们争出风头的表现并没有占到多少便宜。在芝加哥，被妇产科学大会拦于门外时的他们包下了一个大套间来介绍自己的发现。在用影片展示实验结果时，他们还用美酒招待了华盛顿大学的医疗同仁。但两次的结果都相当糟糕。尽管如此，这些过去的经验让他们作好了十足的准备来迎接后续的挑战。他们不希望在波士顿再次出局。

1966年4月，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在丽思主持了一系列较为特别的出版发行见面会，比起往常那种媒体提问的单一模式，这更像是非正式的讨论会。坐在挂着落地窗帘的窗户边的舒适椅子里，两个小时的会议期间，他们讨论着自己的发现，生动而让人信服。他们特意预定了两个单人间，以免招人口舌。

在活动期间，怀疑者对于马斯特斯鲜活的权威感以及精湛的技艺印象深刻。约翰逊，带着她经过训练的嗓音，进一步用浅显的语言对他们的研究做了说明。他们的出版社邀请了好几位具有影响力的记者，包括《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约翰·科里、《生活》杂志(Life)的艾伯特·罗森菲尔德、《芝加哥每日新闻》(Chicago Daily News)的亚瑟·斯奈德以及《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的厄尔·乌贝尔，这个核心团队将影响所有的媒体封面。虽然部分研究结果之前已被流出，但在丽思的这些长时间的轻松讨论成为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首次正式地与媒体见面。结果好得不能再好了。“马斯特斯医生和约翰逊夫人与全国科学作者面对面的交流对他们的书本产生了极其良好的影响。”《哈珀》杂志(Harper’s Magazine)在其称赞的文章中总结道，“他们是来自密苏里州的性爱圣骑士。”两位曾经很不起眼的研究者如今被人用尼采哲学中超级英雄的词汇来描述，说他们“具有异常的敏感性、勇气和毅力”，教育了所有国民。一如以往平淡的行文风格，科里在《时报》的快问报道中强调了那些几乎难以想象的数字。科里注意到，在11年的研究期间，通过“直接观察”成百上千对“性交或自慰”的男女，有近10000次高潮被记录。在提到约翰逊到来之前马斯特斯前期研究中的妓女时，科里对读者说，“更为精确而保守的估计”可能是在12000次到15000次高潮，这个数字让人惊呆了。和其他科学作家一样，科里强调马斯特斯和约翰逊只是最纯粹的穿着白大褂的科学家，一对头脑清醒的男女组合，“历经艰辛才净化了书中可能被视为淫荡的部分”。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同意这个说法。和法伯以及其他人一样，评论家艾伯特·高曼一味地指出“塑料人造阴茎”以及这项研究关于人类亲密行为的冷酷描述。在对此书的评论文章中，高曼抱怨说它应该取名为“人体性爱技术”，因为书中即使是老年人也似乎性欲旺盛。“有人希望我们可以回到早期的智慧，接受身体的下滑，在超越身体的追求上寻找补偿。”高曼悲叹道，“也许真诚的预想就是书中所声称的最难以忘怀的场景，一个女人通过机器自己和自己亲热。”

在700篇关于《人类性反应》的评论和公告中，最大的认可标志来自《美国医学学会杂志》，这个曾经回绝他们研究成果的专业刊物。“为什么这项研究用了这么多时间才发表？”《美国医学学会杂志》的编辑问。“比起只教学生胃的解剖而鄙弃关于它如何工作的知识，只教生殖器官的解剖而忽视它们正常活动时的功能同样不合理。”在20世纪60年代杰出的科学领域，像精神病学家乔治·克虏伯这样的赞赏者说马斯特斯和约翰逊的发现照亮了性爱的世界，回顾起来，这个世界就好像NASA记录到曲线和裂缝之前的月亮的另一面。“如果我们把性结合看作是神圣的东西，不可以对此进行研究，那么请好好想想，在伽利略时代，星星也是被人这样看待的。”另一个评论者这样坚持道。尽管阿尔弗雷德·金赛已经给出了美国性爱实践的大体框架，另外一些人，比如玛丽·考尔德伦博士，也推动了学校的性教育课程，但马斯特斯和约翰逊所做的，是对于那些无数人未曾问及的特定问题找出了科学答案。社会学家约翰·加尼翁观察到，“每一个人似乎都很喜欢性教育，但对于那些提供知识、让我们可以用此教导他人的研究，他们却都很反对。”

面对访问，马斯特斯对他们多年来不得不承受的持续审查和保密措施选择了匆匆带过。尽管这次成功是一种个人的肯定，是他长期寻找的目标，他对外还是保持着冷静、沉着和谦卑。他在研究中显露出极度的骄傲，但对众人的关注却并不那么有兴致。他坦白地称：“最重要的是事情完成了。”他告诉媒体恐吓信只占所有信件的10%。他说大部分的信都是私人求助。但是10年后，马斯特斯承认《人类性反应》发表之后，有75%的信都写着“去死吧”。书出版4年后加入的一位同事玛丽·埃里克森回忆道：“这些信很恐怖，大部分不堪入目。”

他们用教科书发行的方式取得了很大成功。出版商一开始用朴素的牛皮纸包装将这些书送到医生们的手上。它很快飙升到最畅销书籍之列，在数月内就卖出了约30万册。“我们第一次体会到了公众意见的认同，而不是抵制，”约翰逊对《新闻周刊》(Newsweek)说道，这份杂志后来称他们的努力是“性科学领域最有勇气和最细致的试验”。《人类性反应》使美国公众对性的讨论产生了转变，开创了在媒体上坦然言说的新纪元。尽管对这些浮夸的行文，马斯特斯与约翰逊感到有点好笑，但他们依然仰赖着媒体关系与自己的临床式描述，竭力做到不冒犯读者。他们一直避免使用任何不雅的词汇以通过审查。为了不那么挑衅，他们只提到了一次口交，而肛交则完全没有涉及。媒体可能也只是复述了他们的语言，并没有出现那些淫秽的部分。“你应该知道这书的出版最初考虑的就是被接受程度——这也是它首先使用英文发表的原因。”比尔这样开玩笑道。

马斯特斯与约翰逊这种机械的方式根植于美国对科学的尊敬，他们的书顺应了这个腼腆的民族。详细的性知识突然成为报纸、杂志、电视访谈的标准配备，媒体都发现观众非常乐意看到马斯特斯与约翰逊关于性的对话。约翰逊后来写道：“当与性相关的内容开始增加并被接受，人们也就渐渐忘记了它的威胁。”“他们开始去倾听，而不是激动地反对。这种进步伴随着媒体意识到这是一本非常畅销的著作。”一些女性杂志在20世纪60年代还是对这个话题较为忌惮，它们选择将描述重点放在马斯特斯与约翰逊身上，直到性改革赢得更广泛的民众认可。“就像水闸打开一样，”约翰逊回忆说：“忽然之间，几乎所有的杂志——即使是单身群体的杂志——都将性爱作为卖点。除了给食品、时尚、育儿等留下一点空间外，大部分的篇幅都在讨论性爱，因此可以说是媒体造就了这场观念革命。”

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正经受着肯尼迪兄弟和马丁·路德·金遇刺事件的震撼，街头到处都是民权示威游行和种族骚乱。越战冲突导致对草案的大范围抵制，人们反对林登·约翰逊就任，选举了一位后来因为名誉问题辞职的尼克松。在这场政治与社会戏剧化发展的漩涡中，性爱的传统定义、爱情、家庭以及承诺都变为开放的议题。媒体记录了嬉皮士彩色念珠、反战性爱集会、自由恋爱乌托邦公社、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上裸体的花癫派少年、暴露开放的迷你裙、及膝的摇摆靴、露脐喇叭裤、皮肤上涂着摇滚幻彩荧光漆的潮人电影《我是好奇的黄色》(I Am Curious Yellow)和百老汇剧《头发》(Hair)中的裸露部分，一切的一切都在为从未出现的性解放发出呐喊。“60年代可以被称作是性高潮狂热期。”马斯特斯带有些许讽刺意味地宣称。即使是压抑的郊区妻子，就如《毕业生》(The Graduate)中的鲁滨逊太太，也都因为书本而大胆起来。“马斯特斯与约翰逊将妇女们视作有多次高潮能力的性爱运动员，这一观点立刻融入到性解放的精神当中，更准确地说，是性试验当中，并彻底席卷了整个国家。”年代观察作家简·格哈德写道。

在书出版后不久，马斯特斯与约翰逊开始更为广泛的医学高校宣传，常常面对的是多到只能站着的观众。比尔并没有取笑自己对《人类性反应》推销的热忱。就如他经常被讽刺的那样，“这是历史上最热销的书”。马斯特斯强调他们不久就会回到生殖生物研究基金会。既然他们已经展开了人类性生理的基础，那就有太多事情需要进行。

[1] Boston Brahmin，指的是波士顿上流社会，持波士顿婆罗门口音，生活上保持着英伦风尚。——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