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百二十八章 生命的价格

对于王苏州此番言语，杨大伟可谓是感同身受。

走进这家书店之后，他的命运就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驶向了一个从未想象过的方向。

就在刚才来书店的地铁上，他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人与景，还在想会不会这几天发生的一切不过是他做的一场梦。

但好在，这似乎不是一场梦。

当然，如果这真的只是一场梦，那杨大伟也衷心的希望，这场梦没有醒来的那一天。

王苏州说道：“其实那近一年的时间里，我一直都是怀有着一种随遇而安的心态。我的最大依仗就是，我只是个过客，终究要回去。但当我发现我并不能联系上那位古怪的书店老板后，我才真正慌了。

我曾想过如同过去玩电脑游戏一般，卡关了就死一次回档，重新游戏。但等我真正将腰带套在了脖子上，却终究没敢将之挂在树上。怕疼是一方面，更多的，我害怕如果我死了，就是真的死了。

也就是在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其实能够安稳的活着便已经是一种天大的幸福，至于意义不意义的，也许根本没那么重要。只可惜，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太晚了。

既然不敢死，我就只能选择勇敢的活下去。

但当时的我被那些乱兵裹挟。我很清楚等待我的将是什么。

苏州城虽是小城，兵力也被削减大半，但要想正常将它攻下，势必要一个不短的时间和不菲的代价。这也是我没有提前逃走的原因。我想带着秀秀一起逃，但她不肯。她跟我不一样，生在苏州城，长在苏州城，她没见过城池之外的世界，也不怎么想去见识。她最终，也会和大多数同乡一样，死在苏州城。

而且，她也不一定会死。

人口是城主非常宝贵的财富。大部分的城主在攻城成功后，都不会轻易地展开屠杀。一是有伤天和，有辱自己的声威，二是有谁会嫌自己的钱多呢？

所以现在的资本家有时候真的不如以前的奴隶主。

奴隶主是真的会心疼奴隶，因为奴隶是他的私人财产。随意虐杀奴隶这种事，就等于是烧自己的钱玩，但凡脑子正常的奴隶主都不会做。

但对于资本家而言，劳工只是些没用的耗材，废了一批大不了就换一批是了，反正这世界上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你说是不是，杨哥？”

王苏州这突如其来的拐弯，让杨大伟愣了一下。他不明白王苏州为什么突然提起这一点。

不过他倒是很佩服王苏州这种将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混为一谈的能力。

要是他有王苏州一半的口才和奇思妙想的逻辑，也许他现在的年薪会比现在翻个好几倍。

不过对于王苏州的这个满是主观的说法，他却没有否认。

作为律师，他之前接触过不少这方面的事情。说句毫不夸张的话，他此前接过的案子里，有一半以上是劳资纠纷。

这些案子中，大多数都是企业主拖欠工资或者不为员工足额缴纳社保的案子。

其中有很多案子，明明证据确凿，但那些企业就是要打官司。

杨大伟最开始也劝过一些，明知必输的官司其实没必要打。

但面对他的劝说，那些企业方却总是显得异常强硬，不约而同地表示：他们企业宁愿把这钱送给律师，也不愿把这些钱还给那些员工。

一位企业培训公司的老板在跟杨大伟商谈的时候，还跟杨大伟说过一番“肺腑之言”，让杨大伟至今记忆深刻。

“那些穷要饭的想拿钱，可以，得打官司，哪怕打赢了，没事儿，什么时候给，还是我说了算。我就是拖着不给，他们又能怎么办？

杨律师，我不是心疼这钱，他们那点工资才多少，还不够我去捏个脚唱个歌的，我就是看不惯那些穷要饭只认钱不认人的贱样。我好心给他们工作，

给他们发工资，让他们有钱还房贷车贷，有能力娶妻生子赡养老人。要不是我，他们指不定就饿死了。这叫什么，这在以前，那叫知遇之恩，按道理，该他们以命相抵。但我这个人仁厚，而且现在可是新社会新时代了，我也从来没这么要求过他们。

可我体谅他们的难处，但他们却光看到我开豪车住豪宅吹大餐，却不知道我背后吃了多少苦。你看看我这身材，这可不是吃出来的，医生说了，我这是劳累导致的肥胖，就跟那些人民警察一样，属于职业病。你说说我容易吗？而我这么拼是为什么？还不是为了他们？为了他们有口饭吃，能养家糊口。

可他们呢？却总以为我是为了钱。要说为了钱，我现在都已经这么有钱了，以后就是什么都不干，把钱存在银行里，吃利息都够我吃到死了。

然而我的一番良苦用心，却全喂了狗了。他们不但对我不感恩戴德，反倒一没事儿就在背后编排我，说我抠门小气。我要真小气，就应该按照最低基本保障工资给他们发。

不就是让他们加个班吗？又不是要他们的命！你说说，他们怎么就这么娇气，没一点吃苦耐劳的精神？

所以啊，杨律师，不是我有心为难他们。其实我跟他们打官司也是为了他们好，为了帮他们竖立正确的价值观，让他们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不然啊，他们以后去了别的企业，照样待不长久。”

在开庭之前，那位老板兼培训讲师还笑着跟杨大伟说，让杨大伟放轻松，输赢都无所谓，只要能给对方好好上上一课，也算他们做了善事。

结果没有脱离杨大伟的预测，毫无悬念的输了。

然后那个笑容和煦的老板便变了脸，将钱转到律师所的账号后，对着杨大伟吐了口痰，骂了句废物，扬长而去。

除了这些普通的劳资纠纷，杨大伟还接过几个工伤致死的案子。那些企业主委托人的要求无一例外，要求杨大伟快速高效地解决纠纷，不要引发不好的社会舆论。好像对于这些人来说，死人从来不是重点，重点是死人的事不能张扬出去。

而在此基础上，能压多少赔偿款就是多少赔偿款。

这里面其实又有条潜规则，这些压下来的赔偿款中的一部分，可以变成杨大伟这样的代理律师的“绩效”。

在那些企业代表的眼中，杨大伟极少看到死者身为人类的尊严，极少看到同情。

也许在那些人里，这些死掉的人并不是谁的父母，也不是谁的儿子，只是一个想要碰瓷他们的讨厌鬼，仅此而已。

杨大伟以前觉得很奇怪，因为极少有企业主直接找到他，来跟他交接的主要还是一些死者的直属领导，企业高管等。

在杨大伟看来，这些高管和那些死者其实是差不多的身份，他们对待这些死者的方式也很有可能落到这些高管自己的头上，但就连这些高管自己都不在乎，杨大伟一个收钱办事的，又能说什么呢？

人们总说，生命无价。但杨大伟看到的事实却是，生命其实是有价的，而且比一般人想得要便宜得多。

在杨大伟亲手经历或听闻的案例中，一条人命的价值区间主要集中在二十万到一百万之间。

年轻人要贵一些，老人则要便宜一些。

会闹的家属能拿的多些，而不会闹的，拿多拿少，全凭某些人的良知价值几何。

赔了二十万的那个案子，也是杨大伟唯一一次拿到“绩效”的案子，所以杨大伟记得很清楚，死者家属是一对老夫妇。

丈夫瘸了条腿，妻子眼睛有些不太好使，不知道是哭出来的还是因为生病。老两口加一起认识的字不超过二十个。

他们在此之前，去过最远的地方便是到县城的银行里去取钱，至于比县城更远的省城还有那些只在电视上出现过的大城市，他们没什么感觉，反正只是去不了的远方。

倒是儿子有时候会在电话里跟他们说，等以后赚了钱，就把他们接过来旅旅游。老夫妻虽然并不渴望什么旅游，但听到唯一的儿子这么说，还是挺高兴的。但他们等了几年，没能等到儿子的邀请，而是等到了儿子的死亡通知。

杨大伟不知道那对不识字的老夫妻是怎么来到梧桐市的，其中又经历了怎样的辛酸与苦楚。那是他不愿想象的内容。

只是到了梧桐这座夺走儿子生命的城市后，两个老人却又陷入了困境。他们不认识路，想问路，但一口太过浓厚的乡音却让一些想帮忙的过客也只能苦笑着摇头离去。就这样，两个搀扶着，在车水马龙的水泥森林中兜兜转转，却怎么都找不到儿子工作的那栋高楼，走了半个多小时，却只走回了原地。直到错过了之前约定见面的时间，他们才病急乱投医地想起给人打电话求助。

但他们却打给了错误的对象，将电话打到了杨大伟这个儿子公司的委托律师这里。

他们显然不懂何为被告，何为原告，他们只知道律师便是帮助他们这些穷困人的正义使者。

他们可能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正义使者是有立场的，就连正义本身，都是有立场的。

杨大伟虽然是正义使者，却没有义务去帮他们。

但听着电话里两个老人有些无助的哭声，杨大伟最终还是打车去了，花了一个半小时，将两位老人带到了谈判地点。

两位老人是那种不喜欢麻烦人的性格，明明只是一个极其微小不过的帮助，却一再感谢杨大伟，好像承了杨大伟天大的人情一般。所以当杨大伟照本宣科，向两位老人开出了公司的条件时，两位老人小声合计了一会儿，便答应了，拿了公司给的二十万，捧着儿子的骨灰，哭着坐上了回程的火车。

当时的委托人对事情能如此顺利的解决表示很满意，除了约好的劳务费之外，又给杨大伟塞了张银行卡。那两位委托人还告诉杨大伟，以后有类似的案子，他们还找杨大伟。

在送委托人出门后，出于礼貌，杨大伟在门口多站了一会儿，然后他便从那两个衣冠楚楚的社会精英口中听到了毫不掩饰的大笑，以及类似“傻、逼”“土老帽”“活该一副穷酸样”的字眼。

有那么一瞬间，他想要冲上去，去问问那两个人口中的这些话到底指得是谁。

可当他鼓足勇气迈出一步的时候，电梯刚好到了，张开了巨大的嘴，将那两个人的身影吞入其中。

在紧闭的电梯门前，杨大伟站了一会儿，最后又默默转身回了自己的工位。

当时他所在的律师所里装了监控，配备了什么高科技智能考勤系统。

他无故离开工位太久，可能会被当做偷懒，扣绩效分。